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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10页）

自居，且智愷本人为扬州僧人，不居建业，难以“京邑英贤”

自道。

其四，若此节为智愷之作，则不应误将梁承圣三年甲戌岁误作癸酉岁，这种低级错误智愷这样的高僧是不会犯的。

其五，若认定智愷著述此节，那么他又著于何年呢？序中云“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

，则此序至少作于太平元年（556）之后，陈氏认为此为萧勃自立名号，则此序应写于太平二年（557）二月萧**兵之后至三月败亡之前。

既云承圣三年（554）九月始译此论，就依序中言首尾二年，迟至承圣四年（555）即告译迄，其时智愷不为之作序，偏偏等到太平二年（557）萧**兵以后才匆匆为之作序，不是很可怪吗？

综上所述，序中此节绝非智愷之作。

然学者多以此序为伪序，并非只由其是伪托智愷之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伪证，其作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真谛确实译过此论，为此作者煞费苦心，有意篡改历史，以达到其目的。

如云“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国摩伽国取经并诸法师”

，依照史传，梁武帝遣使送扶南国（今柬埔寨）贡使回国，并请诸名德及经论等，此序有意改作遣使中天竺，是由于马鸣为中天竺人，由此造成梁使至中天竺请来真谛并带来《起信论》的错觉。

使人相信此论为马鸣作、真谛译。

序中更云传语人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为智愷等。

月支首那，史传多作月婆首那，为西天竺优禅那国人，北魏时来华，魏齐禅代之时南至梁土，曾翻译《胜天王般若经》，他书中未有月婆首那与真谛合作译经的记载，但月婆首那与真谛同国，首那为其国王子，故二人可能相识。

首那先真谛来华，以之传语合乎情理，史传未言首那曾至始兴，唯言其曾在江州译经。

虽然其他史料未言首那为真谛译语之事，但此序之说也合乎情理，足可增加真谛译《起信论》的说服力。

真谛亦为西天竺优禅那国人，或作优禅差[20]、优禅尼[21]。

此序伪托智愷之作已是公认的观点，但就序文本身来看，其中并无自称智愷之处，且直言“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愷等”

，表明作者并非智愷本人，也并无伪托智愷之意，题名“梁扬州僧智愷作”

或是后人所加，以增强此序的说服力。

既然此序作者并非智愷，那么又是何人呢？首先考察此序著作的时代。

序文本身未尝明言作于何时，但不可能作于梁代。

前文已述此序最早应作于梁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兵之后，但萧勃很快即败亡，真谛师徒随从萧勃，于其起兵反抗陈霸先篡位、军务繁忙、形势危急之际，反而有人作此伪序，颇不合乎情理。

且序中述真谛在侯景寇乱、弘法非时之际“而欲还返”

，暗露消息，其实当时真谛初至中土，弘法心切，虽遇挫折，却尚未有还返之意，当其遭遇萧勃，生存得到保证之时更无意归国。

只是到了萧勃举兵失败，真谛无所依靠，飘零晋安（今福州）之时才有回楞伽修国之意，其时已至陈永定二年（558）之后。

是故此序作于真谛意欲还返即陈永定二年（558）之后，其时已到陈代。

然而，此序又不可能作于陈代。

前文已述，萧**兵的目的不是反抗梁敬帝，而是反抗怀司马昭之心的陈霸先。

萧勃本是受陈霸先之请为广州刺史的，梁元帝初时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待其控制局势后又将萧勃改任晋州刺史，元帝之世未受恩宠，只是到了承圣三年十一月元帝为魏所害之后，萧勃才又借陈霸先之力复为广州刺史，后又加司徒、太尉、太保等衔，故萧勃实是陈氏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其时陈霸先掌握了朝廷大权，其篡位自立之心路人皆知。

萧勃为梁宗室，占据岭南，实是萧氏所拥有的最后一支力量，为了萧氏江山，不得已起兵反抗，寻即败亡。

因此陈代朝廷是决不允许借此序抬高萧勃的，此序不可能作于陈代，而当时南北分裂之际，北朝的僧人又不可能了解南朝官制时事，也无法作此序。

又据前述陈寅恪的考证，此伪序之中包含着后世僧徒无法杜撰的真史料，表明作者对南朝的史事掌故十分熟悉，文中述及真谛来华时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足以补史料之缺，且其中言及后世无闻的智韶、昙振、慧文等当时名德和史书所不载的萧**兵时的建号，实非后人所能伪造。

因此作者很可能是一个跨越梁陈隋世、熟悉南朝史事的僧人，不可能迟至唐代。

从序文内容来看，作者是一个对真谛一系有所了解而又不是真谛亲传弟子的人。

作者对真谛的活动、史事相当熟悉，但又显非其嫡传弟子，因为其弟子不可能不知道其名字。

由此也可知作者是一个不通梵文的僧人，故将拘兰那陀误为“译名真谛”

。

从序文本身可知，作者是一个极力推崇并宣扬《起信论》的人，并且明确指出此论为马鸣撰、真谛译。

其观点为后世治此论者所袭用，并成为此论来自印度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