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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9页）

陈氏从年月地理和官制掌故两方面对此详加考证，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论据，证明梁承圣三年（554）九月萧勃、真谛、智愷等人确在始兴。

又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弥勒下生经》一卷，梁承圣三年，于豫章宝田寺，第二译，为沙门慧显等名德十余僧出”

，是故梁承圣三年二月慧显等人确实追随真谛至豫章（江西南昌）译经，因此也可能随之至始兴投奔萧勃，而名不见经传的智韶（或作智宠）、昙振、慧文等或许即是与慧显共同追随真谛的“名德十余僧”

之辈。

因此慧显、智愷等人助真谛于始兴译经一事或非杜撰。

陈氏以为，序中称萧勃为“假黄钺大将军”

，此当为萧勃后来举兵反抗时自立之名号，以此号令群下。

而这一称号是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据《晋书》，东晋元兴三年（404）安帝为桓玄所逼，不能处理朝政，便密令武陵王遵代摄朝政，总理百官，文称制书，谓之“承制”

。

故承制实谓摄理朝政，代行皇帝职事，非同一般。

梁武帝、元帝、敬帝未即位之前，皆称承制，可见承制往往是登上帝王之位的准备。

然据其序，萧勃唯称“假黄钺大将军”

，未称承制，假黄钺也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和特殊权力的象征，黄钺本为皇帝专用之仪杖，有权借用皇帝之仪杖也非一般大臣所能具。

假黄钺或与承制并加于一身，如《梁书·世祖纪》载“太清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

；或为单独的称号，如《梁书》卷五载承圣元年“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改号天正元年”

。

萧**兵时远在岭南，未用承制之号亦合情理。

而其所谓“假黄钺大将军”

之号也只能释为其自立之号。

据《梁书·元帝纪》《梁书·敬帝纪》和《南史·萧勃传》，萧勃为萧景之子，属梁宗室，原为定州刺史，曲阳乡侯，梁太清三年（549），侯景作乱，时广州刺史元仲景欲响应侯景，为都护陈霸先所杀，陈霸先迎萧勃为广州刺史。

其时湘东王萧绎承制，但尚未控制局势，只能承认此事，便于大宝元年（550）以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后萧绎平灭侯景，天下初定，便以勃为晋州刺史，至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江陵陷落，元帝崩殂，勃又复为广州刺史。

承圣四年（555）二月，敬帝承制，以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绍泰元年（555）十月，以司徒勃为太尉，太平元年（556）十二月，进太尉、镇南将军勃为太保、骠骑将军，太平二年（557）二月，萧**兵谋反，三月败亡。

因此根据史传，萧勃未有“假黄钺大将军”

之职，若其言非虚，也只能是萧勃自立名号。

陈氏以为，后世不涉政事之僧徒不可能如此了解南朝政事官制掌故，故可证此段所述为真史料。

依陈氏原意，只谓伪序中包含真史料，“至此序为托名智愷之作，则不待论”

。

而镰田茂雄则进一步认为“现存的智愷序中，此部分必为智愷所写，其他部分或有增补或修改，始成现存的序”

[18]，并由此判定“《大乘起信论》是慧愷等京邑英贤，假黄钺大将军萧勃，于承圣三年（554）九月十日，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迎真谛译作此论”

[19]，这种推论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此序托名“梁扬州僧智愷作”

，智愷或作慧愷，为真谛亲传弟子，“智”

“慧”

义近，故道宣《续高僧传真谛传》时作慧愷，时作智愷，二者实为一人。

然镰田先生认为“撰述《摄大乘论序》《俱舍论序》《大乘唯识论序》等的均是慧愷”

，既然其人自称“慧愷”

，见其本名如是，后世或作智愷，恐属别传。

此序既云智愷，恐非慧愷原作。

其二，若慧愷为序中此节之作者，则足证《起信论》为译作，此序的目的不外如是，何必由他人增补或修改其他部分而成现存的序，画蛇添足，反增其病呢？其三，若智愷为此节作者，则似乎不应以“英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