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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8页）

其时慧光只是国僧都，僧统为僧令，但他不顾生命，冒险前去劝告尔朱世隆，既体现了他为法忘躯的大无畏的精神，又体现了崇高的威望和高度的智慧。

在当时局势不稳、战乱频频的恶劣条件下，慧光等人仍然坚持译经传法。

据《深密解脱经》卷一昙宁《序》：

时有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留支，魏音道晞，曾为此地之沙门都、统也，识性内融，神机外朗，冲文玄藏，罔不该洞。

以永熈二年，龙次星纪，月吕蕤宾，诏命三藏，于显阳殿高升法座，披匣挥麈，口自翻译，义语无滞。

皇上尊经祇法，执翰轮首，下笔成句，文义双显，旨包群籍之秘，理含众典之奥。

但万机渊旷，无容终讫，舍笔之后，转授沙门都法师慧光、昙宁。

在永宁上寺，共律师僧辩、居士李廓等，遵承上轨，岁常翻演，新经诸论，津悟恒沙。

帝亦时纡尊仪，饰兹玄席。

同事名儒，招玄大统法师僧令，沙门都法师僧泽，律师慧颙等十有余僧，缁俗诜诜，法事隆盛，一言三覆，慕尽穷微。

是使深密秘藏，光宣于景运；解脱妙义，永流于遐劫。

理教渊廓，罔测其源；旨趣妙绝，焉究其宗。

所谓鹿苑之唱再兴，祇园之风更显者也。

宁虽识昧，忝厕伦末，敢罄庸管，祇记云尔。

[15]

这是慧光参与译经的最后一次正式记录，相当珍贵。

这次翻译规格很高，孝武皇帝最初亲任笔授，后来又付与慧光、昙宁，昭玄大统僧令、沙门都僧泽、律师僧辩、慧颙、居士李廓等参与译事。

菩提留支自兼传译，看来他对自己的汉语水平相当自信。

不过据吕澂先生研究，菩提留支的汉语还是很不够，误将“所缘”

译成“观”

，以致出现“毗婆舍那观”

这样的错误，并由此误导了《大乘起信论》。

[16]

永熙三年即天平元年（534）十月，迁都邺京，慧光也因绥辑有功，升为僧统，成为佛教界的最高领袖。

菩提留支也来到邺京，依然从事他所热爱（虽然并不很成功）的译经工作，这次慧光好像没有直接参与，但他肯定会关注。

据《开元释教录》卷六：

《文殊师利菩萨问菩提经论》二卷（一名《伽耶山顶经论》，婆薮盘豆菩萨造。

天平二年在邺城殷周寺出，僧辩、道湛笔受）[17]

这是菩提留支最后的译经记录，这一译作可能也对慧光总结融通佛教教理起了一定作用。

其后，菩提留支下落不明，后世记载他离开北朝，来到黄梅，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慧光对当时流行的经典如《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都有注释，著有《玄宗论》《大乘律义章》《仁王七诫》等，并立《僧制十八条》，文旨清肃，见重于世。

可惜经过周武灭法，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不存于世。

前节已述，慧光法师很可能是《起信论》作者，然由于当时中土法师地位不高，所作只可名之为“义章”

，此名不足以与此论相应，再加上地论师有意抬高其地位，于法难之后大加弘扬，使之传之南北，千载不没，是故故意以之为马鸣作、真谛译，借作者译人之盛名举扬之。

然地论师又不甘心埋没祖师之功，故以曲折的方式暗示真正的作者，其中幽微，不可不察。

《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是本世纪初以来中日佛教学者所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所谓梁译《起信论》的智愷《序》的真伪又与《起信论》的真伪息息相关。

一般认为，此序为伪托之作，然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一文又指出其中包含真实史实，日本镰田茂雄又进而认为此序中之一部分为智愷原作，并由此论断《起信论》确为真谛译著，是故有必要对此序及其中所含之真史料详加考辨，明其真伪。

陈寅恪指出，伪序中“值京邑英贤慧显、智宠、智愷、昙振、慧文与假黄钺大将军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途，遂翻译斯论一卷”

一节为真史料，非后人所能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