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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三祖僧璨与信心铭（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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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与皖公山相连，故印顺法师认为独山的僧粲就是皖公山的僧璨，还考定“在道信二十一岁顷（600），僧璨去了罗浮”

[5]。

如此僧璨可能于仁寿二年（602）灭化，这一方面符合三年南游之说，一方面又与“泉涸积年”

相应。

这一说法与道信从学僧璨八九年左右之说更加契合，而少了《宝林传》道信自吉州受戒后重回皖公山的蛇足（僧传与《传法宝记》皆谓吉州受戒是在三祖南游之后）。

印顺法师的僧璨卒于仁寿四年前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更有可能是在仁寿三年（603）。

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之《三祖传》：

（僧璨）隐居舒州司空山。

于时信禅师，年十三，奉事经九年。

……璨大师至罗浮山，三年却归至岘山，……于树下立，合掌而终。

葬在山谷寺后，寺内有碑铭形像，今见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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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道信（580—651）十三岁即开皇十二年（592）从学三祖，奉事经九年，即到开皇二十年（600）后，僧璨与宝月禅师、神定一起前往罗浮山，道信欲随往，大师不许，三年后三祖回到皖公山，其时已经到了仁寿三年（603），三祖示灭，有立化之异。

据《楞伽师资记》，僧璨“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说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泻器传灯，一一成就”

，道信以开皇十二年（592）始事三祖，经十二年，恰是仁寿三年（603）。

据《续高僧传》道信本传，道信得知皖公山二僧（即僧璨和神定）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

，如此道信从学十年后三祖往罗浮，即是仁寿元年（601），三年后归皖公山，恰在仁寿三年（603）。

《楞伽师资记》说得很清楚，从开皇十二年（592）道信始事僧璨至其灭化恰为十二年。

由于其间有往罗浮之三年，如何划分则是一个小问题。

《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与《传法宝记》云是先九年奉事，《续高僧传》则谓先奉事十年，古人贯以虚岁纪年，是以既有可能先九年恰好九年，后三年实为二年多，也有可能前九年为八年多，后三年实为三年，亦有可能前者为八年半多，后者为二年半多，加起来仍为十一年多，总之都是十二年。

《续高僧传》是最早的资料，可谓当时的记录，若无更加可靠的史料，不应轻易否定。

总此三说，虽然道信大业末年即居双峰，但是三祖于隋末离乱之时灭化的可能性还是基本上不存在的。

独孤及《镜智禅师碑铭》谓隋内史侍郎薛道衡曾为三祖撰碑，薛道衡（540—609）大业五年（609）为炀帝所害，如此就排除了三祖大业末年灭度的可能。

房碑所载只能是后来的传说。

总之，三祖灭化时道信已于双峰开，并有弟子数百是根本不可能的，只可解释为道信于隋末带弟子前来为三祖修墓，而非三祖刚去世之时。

而《宝林传》的大业二年说也有疑点，虽然《宝林传》举韶州清远县禅居寺有三祖大师堂，且有三祖于隋甲子年（仁寿四年）末在此居留一年的传说为证，然而这也许是后起之说，不足为凭。

薛道衡仁寿末年为襄州总管，炀帝即位，迁播州刺史，炀帝忌其诗名，终夺其命。

因此若薛道衡果为三祖撰碑，肯定是在其任襄州总管之时。

皖公山距襄州地界不远，大概是薛道衡听到了三祖立化的神奇故事，故为之撰碑。

三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游化为务，不近官府，且卒无荣嗣（道信当时并不出名），若无其地与襄州为邻的关系，是不可能劳动薛道衡这位当世文豪为之作碑的。

如此三祖于仁寿三年灭化的可能性更大。

三祖始遇二祖的时间，早期禅宗史料皆未明述，最早见于《宝林传》，其云“于天平年中后周第二主己卯之岁，有一居士不说年岁，候有四十，及所礼拜”

，又称三祖“以后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岁遇可大师”

，这里讲的时间有些错乱，后周第二主即周明帝，己卯之岁即武成元年（559），非天平年，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三年（536）为丙辰岁，天平二年为乙卯岁。

看来之所以误为天平年，是由于错将天平二年乙卯岁与武成元年己卯岁弄混。

三祖于天平年遇二祖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据僧传，二祖于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传法宝记》亦谓二祖“后魏天平中，游邺卫，多所化度”

，假如三祖此时就从学于二祖，那么他就是二祖门下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弟子，道宣就不可能不提到他。

《传法宝记》亦先列向居士、化公、廖公等弟子，“自后门人滋广，开悟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