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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三祖僧璨与信心铭（第5页）

，才提到僧璨。

《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称二祖于“达摩灭后，经四十年外，重开法门，接引群品，于时璨禅师奉事”

，强调僧璨是在达摩灭后四十年外二祖重开法门时的亲传弟子。

因此僧璨在二祖门下属于比较年轻的弟子，这也符合禅宗传幼不传长的惯例，是故其始遇二祖的时间在武成元年是可能的。

《传法宝记》亦谓三祖“事可禅师，机悟圆顿，乃为入室。

后遭周武灭法……”

表明其得法是在周武灭法之前，可为一证。

依《宝林传》，三祖于己卯年（559）三月十八日在光福寺受具，当年归侍，经于二年，乃受付衣法，遇周武灭法，隐于皖公山十有余载，后渐出化，经二十一年，至隋开皇十二年（592）大集群品、广示正法，道信来参。

受具的时间地点如此清楚，不知《宝林传》由何得知。

据《景德传灯录》卷三，三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之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

。

如此三祖在得法之后便隐居舒州皖公山，时在周武灭法之前。

三祖在皖公山隐居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治愈风疾。

房碑提到二祖将三祖隐于皖公山之阳，居此五年，风疾尽愈，不过却说是在周武灭法之后。

这里有几个问题，二祖何时入司空山或皖公山，在此居留多久，三祖何时何地始遇二祖等。

《传法宝记》未言二祖隐居司空山或皖公山事，《楞伽师资记》亦然。

《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则有“值周武灭法，遂隐居舒州皖山”

之句，与房碑同，或房琯确受神会影响。

由此可见，二祖隐居皖公山确实是在周武灭法之后，而三祖则在灭法之前就已经在此隐居了，二祖之所以来此大概与三祖及神定、宝月等弟子的迎请有关，因为此前他一直在北方活动。

由于环境险恶，他们并未固定在一地，而是往来于皖公山与司空山等地之间，是以后世在司空山亦建有二祖道场[7]。

那么二祖在皖公山及司空山待了多久呢？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二祖“谓璨曰：‘吾归邺都还债。

’遂从皖山至邺都说法。

……经一十年，……又被毒药而终”

[8]，因此从离开皖公山到二祖入灭为十年，如此二祖离开的时间应在隋开皇四年（584）左右，此时距周武灭法恰好十年。

大概就在此年，二祖带着僧璨、神定等从司空山又回到皖公山，不久就离去返回邺都。

《传法宝记》谓三祖“遭周武破法，流遁山谷，经十余年。

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皖公山”

，其“流遁山谷”

，大概主要是在司空山一带；其所谓开皇初，大概指的就是开皇四年（584），时距周武灭法恰好十余年。

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

（二祖）值周武帝灭佛法，遂隐居舒州岘山。

达摩灭后，经四十年外，重开法门，接引群品，于时璨禅师奉事，首末经六年，……密受默语，以为法契，便传袈裟，以为法信。

[9]

达摩示灭于梁大同二年（536），四十年外，重开法门，即到了北周宣帝即位，再兴佛法后，时为大成元年（579），僧璨此后于岘山奉事六年，恰值隋开皇四年（584）。

僧璨的生年已不可考。

若依《宝林传》，武成元年（559）时僧璨约四十岁，则其大概生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左右。

其年他受了具足戒，则其僧腊应为四十五。

他得遇二祖后，从学十余年，值周武灭法，便隐居司空山，隋开皇四年（584），与同学神定隐居皖公山。

开皇十二年（592），正式开法，接引群品，收弟子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