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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神秀的禅法与北宗宗风（第3页）

神秀的含泪而行肯定与官方的不容有关，然不一定是受陈硕真事件的直接影响，因为神秀辞别时已在龙朔元年（661），上距陈硕真起义已经多年。

杜继文已经指出，负责平定陈硕真起义的崔义玄原任蕲州刺史，对道信一系颇为尊重，是以弘忍门徒不应直接为此受牵连。

然历代朝廷都对私度僧人严格控制，神秀虽然出家多年，却依然是一个未经官方正式批准的私度僧人，没有合法地位。

弘忍在东山聚集徒众千人，为首者却是一个私度僧人，这不能不引起官方的猜忌。

是以神秀的远遁是必然的、不得已的。

据第五章，弘忍大师可能由于帮助解州城之围而受到朝廷的怀疑，是以高宗于显庆五年（660）两次下令迎请五祖入京，名是供养，实是胁迫。

五祖对此断然拒绝，因而受到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五祖不得已，便于龙朔元年（661）付法于惠能，并解散僧团，令诸弟子分化一方。

五祖虽然遣散弟子，以释朝廷之疑，然而其弟子还是受到迫害，作为教授师的首座大弟子神秀更是首当其冲，不得不“涕辞而去，退藏于密”

。

还有一个原因，神秀虽然学问渊博，却是一个比较传统保守、创造性不足的人，只知谨守上代教法，不敢发挥己意，因而在呈偈比试中落了下风，未能得到祖位。

这一事件对他的信心打击很大，自觉无颜再留在东山。

神秀离开东山后，远遁荆楚，过着一种半隐遁、半逃亡的生活。

《传法宝记》称其“后随迁适，潜为白衣，或在荆州天居寺，十所年，时人不能测”

。

大概刚开始时，他被迫佯装还俗，外示白衣，内服法服，后来风声稍松，便住荆州天居寺。

直到仪凤年中（677-679），“荆楚大德数十人，共举度住当阳玉泉寺”

，自此他才取得“名在僧录”

的合法僧人的地位。

神秀仪凤中正式开法之后，影响迅速扩大，学众如云，往来成市，其声势超过了道信、弘忍之时，因而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迎之入京，亲加跪拜，一时尊荣，无能过之，然而这并非神秀本意，他“屡乞还山”

，终不得许，最后还是终老于洛阳天宫寺，卒赠“大通”

。

神秀的禅法，一是谨遵上代所传，以《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为藉教悟宗的根据，坚持如来藏与般若思想的融合，又根据道信、弘忍以来的禅法方便，以观心证心为主要的修持方法，强调心行内证，反对单凭形式。

其主要思想资料为其著作《观心论》，又名《破相论》，列入《少室六门》之中，又有《大乘无生方便门》《大乘北宗论》等，亦代表神秀一派的思想。

《楞伽师资记》《坛经》《景德传灯录》等亦载其法语。

《传灯录》卷四载其一偈云：“一切佛法，自心本有。

将心外求，舍父逃走。”

表明神秀继承道信、弘忍心即是佛的思想，认为自心本来具足，一切佛法不离自心，因此求佛即应内求自心，如果起心动念，向外求取，即是舍弃自身本有的佛果，心逐外相，愈求愈远。

可见在根本思想方面，神秀与惠能南宗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继承上代祖师的禅法而来。

又据曹溪原本《坛经》，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此偈前两句言所悟之理，后两句述修行之法。

其理则言身同佛身，清净寂灭，心同佛心，湛然明觉，自体即佛，不用外求，此理本来无妄，为禅宗世代所传之净法。

其法则述对此真净之体，应当时时守护、念念无忘，勿使烦恼客尘覆障此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