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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弘正与后期北宗（第4页）

不可否认，五方便与道信的“五事”

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但五事主要是讲修行之法，围绕“安心”

，其一言知心体，引《无量寿经》，其二言知心用，其三念觉心，其四观身，引《维摩经》《遗教经》，其五摄心，引《维摩经》《法华经》《遗教经》，这与五方便的会通经教是有一定差距的。

神秀虽然是方便通经的倡导者，但像五方便这样具体地以四经一论作为禅门悟道的主要经典依据，在神秀的时代好像还未有明证。

禅宗自达摩以来，便重视《楞伽经》，以之作为藉教悟宗的主要经典，这是除神会出于个人目的另造《金刚经》传宗外所公认的事实。

据《楞伽师资记》，四祖道信为了表明禅宗是《楞伽》与《般若》两大思想体系的合一，又将《文殊说般若经》加入，而且特别强调其中的一行三昧，作为禅修的依据，这一作法为后世禅门所秉承，惠能、神秀都大谈般若，使之成为禅宗的特色之一，特别是神秀在回答则天太后“依何典诰”

的问题时，称是“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

，太后称赞“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

，这使一行三昧成为东山法门的标志，也使《文殊说般若经》成为禅宗特重的仅次于《楞伽经》的要典。

因此神秀虽然博通经论，但他最重视的还是这两部经，并未提出四经一论作为教典。

宋之问《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7]，谓神秀“契无生至理，传东山妙法”

，“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

，此处的“五门”

可能指的是地方，或谓荆南当阳一带地处要冲，为五方交通之门户，此与《表》中之“三楚”

“九江”

“三河”

义近，未必指的是“五门禅法”

。

然杜继文先生谓“神秀晚年在玉泉寺所开‘五门’禅法，当是《楞伽师资记》所言‘观心是佛’的‘五事’，至宗密解释此‘五门’为‘方便通经’中的‘五门方便’，实际上是将神秀门徒们的禅学加到了神秀身上”

[8]，颇有道理。

五方便说既非神秀所创，或系其弟子所为。

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谓义福在归依神秀之后“摄念虑，栖榛林，练五门，入七净。

毁誉不关于视听，荣辱岂系于人我？或处雪霜，衣食罄匮，未尝见于颜色，有厌苦之容。

积年钻求，确然大悟。

造微而内外无寄，适用而威仪不舍。

大师乃授以空藏，印以总持”

[9]。

由于其中有“练五门，入七净”

之句，杜继文先生便谓“所谓‘练五门’，当是宗密所传北宗普寂等大弘之‘五方便’门”

[10]，将此说的发明权给予义福，其实这也是有待商榷的。

义福曾于灵泉寺读《法华》《维摩》等经，又从福先寺朏法师广习大乘经论，他是有条件创立五方便说的。

但这段碑文并未为此提供证据，因为其义在说明义福“苦身励节”

，专务苦行，以求悟道，此乃得大法、受印可前事，并非宣教弘法、继开规范之时事。

其入荆榛、处霜雪，衣食不继，何得广研经论，精择五部以为方便呢？因此义福深入荒野是在修头陀行，其所练的“五门”

可能指的就是道信创的“五事”

，更有可能是指传统的五门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