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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禅宗北宗与密教关系（第8页）

据皎然《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并序》，守直（守真）先诣苏州支硎寺圆大师受具足戒，后至荆州依真公苦行三年，其后又遍游天下二百余郡，寻礼圣迹，无所不至，“至无畏三藏受菩萨戒香，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起信》宗论三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平等一雨，大小双机，在我圆音，未尝异也”

，后又入五台寻礼，转《华严经》，开元二十六年（738）隶大林寺，大历二年（767）移住灵隐，五年灭度。

守直曾从普寂传楞伽心印，又讲《起信论》三十余遍，合乎北宗“五方便”

之意，他的禅律并重也与普寂的宗风一致。

[20]

守直，字坚道，俗姓范。

开元十三年（725）二十六岁时从苏州支硎寺圆大师受具足戒，圆大师事迹不详，当时另有法兴律师，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支硎记》，不知是否为一人。

后到荆州依真公，三年苦行，真公即是兰若惠真。

寻礼天下二百余郡，从善无畏三藏受菩萨戒香，复从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北宗宗论《起信论》三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

又入五台山，转《华严经》三百遍，又转大藏经三遍。

有趣的是，守直虽然与一行没见过面，却是名副其实的师弟，往往步其后尘，一行师从过的惠真、善无畏、普寂也都是守直之师，虽然他学问广博，但在宗系上应当属于北宗，因为他不仅从普寂得楞伽心印，还专门讲《起信论》，多达三十余遍，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起信》当成北宗的宗论，视《楞伽》为宗经，与普寂嫡传门人弘正一致，他重视《华严经》，也与北宗将此列入“五方便”

有关。

一行、守直之后，还有不空门人圆敬（729—792），也是博涉律、密、台、禅的大家。

据徐文明《圆敬律师略考》：

圆敬学问广博，得法非一，他与禅宗北宗可能也有关系。

他曾讲《楞伽经》，这是当时禅宗的宗经，又讲《起信论》，也是北宗非常重视的经典，被列为“五方便”

之一。

据《宋高僧传》卷十四《唐杭州天竺山灵隐寺守直传》，守直（700—770）律师“闻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

讲《起信》宗论二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

[21]。

因此讲《楞伽经》、重《起信论》是当时北宗的标志之一。

圆敬之时在东都北宗的势力最大，他在此至少十六年之久，受北宗影响在情理之中。

……

圆敬和北宗的关系也有可能更深。

为他建塔的弟子为灵湊，与此同时，禅宗北宗也有一位灵湊。

据李充《大唐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坛大德法玩禅师塔铭并序》，普寂门人法玩（715—790）有“少林寺弟子上座净业，寺主灵湊”

等。

这两个灵湊有可能为同一人。

法玩既是禅师，又是临坛大德，在律学上亦有成就；圆敬既是天台宗传人，禅诵为本，同样是临坛律师，而且是内道场临坛大德，二人颇为类似，且都在东都弘法，应当有所交流，其门下往还亦非意外。

以圆敬的年龄资历，没有可能直接得法于普寂、义福，他应当从学于他们的弟子辈，当时东京最为著名的禅师为圣善寺弘正[22]，其次是同光（700—770）和法玩，他们都是普寂门下。

圆敬与法玩当有师友之谊，故法玩门下的灵湊也是圆敬的弟子。

灵湊至少在贞元七年（791）法玩新塔建立时已经是少林寺主，堪称法玩门下的杰出者。

可能后来他应召入京，见到曾经从学过的圆敬大师的舍利塔尚未成就，便发大誓愿，率同门兴斯盛事，为先师建成一座庄严的多宝塔，其时已经到了元和二年（807），已是圆敬卒后十五年之事了。

[23]

虽然两个灵湊是否为一人还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圆敬既是密教大师，又与禅宗北宗有不解之缘，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与一行、守直相似，圆敬也是会通律、密、台、禅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唐朝第一位僧录，值得重视。

在普寂门人中，最有影响的应当是东都圣善寺弘正，他在代宗朝势力达到顶峰，被公认为北宗代表、禅宗正传。

然而他与当时势力最大的密教代表不空似乎没有相互往还的记录，二人分庭抗礼，但不空在朝廷中的地位似乎更高。

从现有资料来看，弘正及其门下并未与不空一系密切合作，而是坚持传统的禅法。

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弘正之后北宗本身逐渐走向衰落，禅宗各派中南宗的力量不断增长，牛头宗也走向顶峰，北宗的地位和影响力自然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