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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惠能生平考证02（第8页）

《坛经》说得很清楚，惠能蒙一客给银十两，安置老母之后便立即出发，且“不经三十余日”

便到黄梅，未曾迟留，这不是“略述”

所能解释。

假如说惠能因为老母尚在而不肯远游，那么《坛经》所载借银之事就有问题，《祖堂集》于此说得更加详细，道是买柴人名安道诚，“时道诚劝惠能往黄梅山礼拜五祖。

惠能报云：‘缘有老母，家乏缺阙，如何抛母，无人供给？’其道诚遂与惠能银一百两，以充老母衣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师。

惠能领得其银，分付安排老讫，便辞母亲，不经一月余日，则到黄梅县东冯母山礼拜五祖。”

虽然一百两数字有点大，不如《坛经》的十两合适，然此记载更加详细，不应忽视，惠能既受道诚银两，不赶紧出发是不合道理的。

如果依《别传》，就必须彻底否定《坛经》及《祖堂集》等受银及安排养母之说。

惠能“到曹溪时是在父母亡故之后”

，这是对的，但他去黄梅之前老母尚且健在。

固然惠能自曹溪回来以后，任何资料没有讲他探母之事，然《历代法宝记》云其十七年在俗期间，或在新州，或在韶州，或隐居四会、怀集间，就已经暗示他曾回新州侍母。

《宋高僧传》本传言“能计回生地”

，也表明惠能是先回到出生之地探望老母，后“隐于四会、怀集之间”

的。

印顺法师认可龙朔元年得法说，却又过于拘泥于刘碑“三十出家”

之说，认定六祖自二十五岁（龙朔二年）至二十九岁（乾封元年）隐居五年，乾封二年（667）于广州出家[22]，不承认仪凤元年祝发说。

仪凤元年祝发说见于《瘗法塔记》《略序》、王维《碑铭》《历代法宝记》《别传》《祖堂集》等多种早期史料，应该说，在印顺法师之前，好像无人怀疑此说，除生卒年外，六祖生平中最为确定、没有任何争议的便是此说。

要想彻底否定这些史料，恐怕不易。

能够支持印顺法师观点的证据，似乎只有刘碑一句，不过《别传》好像也有一条旁证。

《别传》谓六祖春秋三十时至曹溪，为无尽藏解释经义，“众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

’”

如此六祖三十岁时便有可能在曹溪出家了，然《别传》又对此作了否定，因为后来六祖到黄梅礼拜五祖时仍是居士，乃至仪凤元年（676）才正式祝发受戒。

印顺法师提到的证据，还有自神会以来的六祖“四十年开法”

说，僧传印宗本传中的“上元中”

演畅宗风说，这些其实都是靠不住的。

神会称六祖得法南归，“过岭至韶州居曹溪，来住四十年”

，其中应该包括初到曹溪居宝林寺的时间，两次住止，再加上隐居时为猎人说法，四十余年肯定是有的，不是单指后来在曹溪说法的时间。

宋僧传有多处相互矛盾的说法，所谓六祖上元中五祖灭度前就已经开法之说是错误的。

印宗上元中敕入大敬爱寺居，辞而不赴，转到东山从五祖受法，又于广州讲经，为惠能剃度，僧传认为五祖卒于上元二年（675）十月，则印宗当于此前完成上述事务，已是十分匆忙，而据前章，五祖实卒于咸亨五年（674）二月十六日，是年八月始改元上元，因而五祖并未活到改元，即使不如此严格，印宗亦须于咸亨五年一月受诏，又上表辞，赶紧到东山从学，还得马上回到广州讲经，等待为惠能剃度，如此在是年一月一日到二月十六日四十余日间，须有皇帝传诏、印宗表辞、赴东山、回广州讲经、为惠能剃度、惠能开法等事件的完成，单是行程就不够，因而是根本不可能的。

印顺法师还提到为何印宗本人不做六祖受具足戒的戒师，以为是当时印宗实不够二十腊，故没有资格。

其实此事还可如此解释，印宗主要是负责招集诸大律师为六祖授戒，他本人已经承当了为其祝发之责，不便再直接授戒，或是印宗已经表示“愿事为师”

，拜六祖为师，再去当老师的戒师就不大合适了。

还有一种可能，印宗本人虽然三学兼通，早年却是以善讲经论的法师著称，他在法性寺也是充当讲《涅槃经》的法师，并未担任律师，其登坛度人，是在晚年回到故乡之后，他后来当然也是著名的律师，度人无数，但都是在结识惠能之后。

总之，单凭一个似是而非的孤证不足以立说，而且截取一个片段为证也不可取。

如果非要认定六祖三十岁出家，不如让他跟随无尽藏在曹溪出家，这样至少还有一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