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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神会早期史事及其在六祖门下的地位（第12页）

[31]，就不免自相矛盾了，因为不论是按仪凤元年还是上元二年（675年，隐居十七载）开法，都不足四十年，何言四十余年？宗密发现了这一问题，又恢复十六年说，但却同样无法避免与公认的仪凤元年说相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僧传》在六祖剃度时间上全依神会，认为六祖得遇印宗之时在五祖灭度之前，故有开法时“惨然不悦”

之事。

然如此一来，反而暴露了神会之说的荒谬。

据《宋高僧传》本传，印宗“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扬道化。

上元中，敕入大敬爱寺居，辞不赴，请于东山忍大师谘受禅法。

复于番禺遇慧能禅师”

。

印宗上元元年（674）不受诏命，却请至东山从学于五祖，五祖于其年二月十一日（据神会说）灭度，京师距蕲春迢迢千里，非旬日所能及，故其奉诏只能在其年元月，尔后上表急辞，匆赴东山，方得以礼拜五祖，不日即又辞别，赶至南海以待惠能。

又据六祖本传，六祖在五祖灭度之前已然得遇印宗，并经剃度，二月十一日时已经在法性寺开法了。

如此则印宗必须在四十余日内完成奉诏、表辞、至黄梅受教、辞行到南海讲经、为惠能剃度、助其开法等活动，才能使神会系六祖三十七岁上元元年剃度说得以成立。

自京师经黄梅至南海，单是行程，四十余日犹嫌不足，若非印宗示现神通，行千里于刹那，令光阴之暂止，焉能如是？僧传但记其事，不述其异，岂非怪乎！

由此下推，亦可知四十年弘法说并无根据。

六祖与神秀皆于五祖卒后始出开法，神秀“仪凤中，始隶玉泉”

（张说《大通禅师碑》），惠能亦于其年之初始出，遇印宗而开法。

综上所述，可知神会对于六祖生平史事知之不多，时出异说，若其果为六祖嫡传，怎会有如此之误？神会其生也晚，在六祖门下未久，对其史事所知不确亦不足为奇，奈何神会及其门下非要以嫡派自居，强不知以为知，就不能不出笑话了。

神会北上攻击北宗，原有所由。

六祖灭度时颇多瑞相，弟子韶州刺史韦琚表奏朝廷，有敕立碑纪事。

然韦琚在碑中不惟言及瑞相，亦述六代传承及传袈裟所由，公然以惠能为六祖。

然宗密谓“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嘱”

（《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亦不可能，神会只是说碑文述及六代传承，并未说第七代，由于韦琚碑文后世不存，宗密才敢如此造论。

亦有可能韦琚碑文中述及六祖诸大弟子，其中有神会的名字。

神秀一门其时气焰熏天，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便劾奏韦琚妄改旨意，私述传承，于是开元七年（719）有诏磨去原文，“略除六代师资相授及传袈裟所由”

[32]，重刻碑文。

神会认为这是南宗的奇耻大辱，于是锐意北上，以图报复。

开元八年（720）居南阳，后请王维作《六祖能禅师碑铭》，文中有“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

之句，足见其作于神会微时。

神会又于开元二十年（732）前后在滑台大云寺与崇远法师辩论，力斥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

。

神会于北宗门下浸润已久，故对其弱点早已根悉，一举击中其要害。

然他又在辩论中多次暗示自己为六祖付嘱者，不能不引起对其动机的怀疑。

神会在北宗门下的时间远较其在南宗门下为久，但神秀四大弟子特别是普寂、义福早有定评，他在北宗门下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大弟子的行列，更何况其往来南北之间，不为北宗所承认呢。

他在南宗门下用功颇勤，很受六祖赏识，得以列名诸大弟子之中，但六祖置衣不传，未尝指定七代传人，且以神会之资历境界，又安敢在南方公然自承为付嘱弟子，凌驾法海、玄觉、玄策等诸人之上！

北方道俗对南宗详情并不了解，对神会在南宗的地位更不知情，神会打着为惠能争六祖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被门下及北方道俗推上七祖的宝座，而其代价则是挑起了南北两宗的争斗，损害了北宗的威信，这恐怕未必符合六祖之意。

赞宁谓之“禀祖法则有余，行化行则不足”

，对其“固己而损法”

、自赞而毁他之行颇有微词，就连南宗同门，也无人以其扫**北宗为奇功，倒是千载之下有一胡适之为其打抱不平，若逝者有知，自会感激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