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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神会早期史事及其在六祖门下的地位（第9页）

，则六祖在世时北宗已经鼎盛一时，声势极大，其时六祖何不令人鸣鼓而攻之，却待二十年后神会之孤军奋战。

若六祖实有此预言，神会门下又安敢加以改易，改四十年为二十年！

实由当时神会本欲借此自高身价，又不敢公然道明，其门下知其心曲，特意改成二十年悬记，又伪作“大庾岭上，以网捕之”

之说，以造成六祖当时便有意以神会为继承人的假象，可惜如此一改，颇有欲盖弥彰之嫌。

试问神会可信，还是其后人可信，若神会可信，则其后人作假，若其后人可信，则神会妄语，自相矛盾，皆不足取。

宗宝本《坛经》记载六祖先天二年（713）七月唤大众告别，欲归新州，“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

数年山中，竟修何道！

’”

曹溪原本、敦煌本亦载此段，文字微有不同。

似乎此乃诸本《坛经》皆载之定论，亦颇有学者以此为神会独得真传之证据。

然《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云六祖“至景云二年，忽命弟子玄楷、智本，遣于新州龙山故宅，建塔一所，至先天元年九月，从曹溪归至新州”

[24]，而诸本《坛经》皆云六祖于先天二年（713）七月与众告别，并赞神会得善不善等。

试想既然神会先天元年（712）九月即从六祖归新州，又何来先天二年（713）七月告别之事？若云神会之说有误，六祖实于先天二年七月才归新州，那么既然神会其时有“神情不动”

之异举，又如何妄称六祖先天元年九月已归新州呢？由此可知神会得善不善等之说纯属后人的编造，其说恰与神会自作六祖之传相矛盾，足见其伪。

神会云景云二年（711）造塔，先天元年九月归新州，唯《历代法宝记》从其说，而他书皆云先天元年造塔，先天二年七月告别，未知孰是。

《曹溪大师别传》兼采二说，一边说“大师在日，景云二年，先于曹溪（当为新州）造龛塔”

，且言“延和元年，大师归新州”

，同乎神会，一边又说“后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犹未毕功，催令早了，吾当行矣”

，又同乎《坛经》。

关于造塔及归新州的时间并无作伪的必要，二说无论孰非，都是无心之误。

按说神会为六祖直传弟子，其说理当可信。

然若依神会之说，则诸本《坛经》《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尽成误传。

若神会之说为真，那么《坛经》所载六祖先天二年七月一日及八日所示法语岂非全属乌有！

敦煌本《坛经》经过神会门下改订，若神会之说可信，则何不加以订正，尽除先天二年七月告别诸段呢？且《坛经》所记乃六祖大段法语，若非造作，实不易乖误。

而神会记事甚简，唯言其时，易生差错。

若《坛经》所记果系造作，这种编造又有何意义呢？莫非是神会门下为证明其独得善不善等而创设的又一故事吗？若果如此，其说见于敦煌本等诸本《坛经》，必然出现很早，其作者对神会之说不会一无所知，又何必与其说相矛盾呢？

因此更有可能是神会之说有误，《坛经》所记为真。

若神会之说不实，其缘由何在？是由记忆有误，还是别有他因呢？神会因崇远法师之问而有是语，以其聪明神悟，料想在这一重要事件上不会出现记忆的错误。

察其所由，实因神会本人未曾亲历，只是误听传闻而已。

僧传云其“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

，表明他未必留至六祖去世。

也许他就在景云元年（710）时离开曹溪，游历名山，以广见闻，是以对其后之事知之不多，故而其言建塔之时与他书不同。

他此次出游，大概只在南方一带（北方早时已经游历），待闻六祖去世，便赶回奔丧，于记六祖灭度归葬时日之时，痛断肝肠，心中恍惚，故不遑多问，其间偶闻旁人误传景云二年（711）玄楷、智本建塔及先天元年九月六祖归新州之事，未加细思便记下来，致有此误。

神会二至曹溪究竟待了几年难下定论，然据其语录，他曾在与远法师辩论时举普寂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至曹溪偷传法袈裟之事[25]，其描述颇为生动具体，当是神会亲历。

神会曾为北宗弟子，又在西京受戒，可能与广济当年已经认识，其述此事时广济及在场的惠远、玄悟等大概都尚在世，若非实有其事，神会又安敢指名道姓地加以指责。

由此亦可知神会当时尚在曹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