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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永嘉玄觉的禅学思想与二十八祖说的缘起（第9页）

[6]，刘氏以达摩为二十五世，显然出于误会，是将师子比丘直传弟子达磨多罗（达磨达）认作其四传弟子达摩多罗（菩提达摩），二人同名同宗，但世次有别，相差一二百年，故不可混作一人。

胡适指出，独孤及作《舒州山谷寺三祖镜智禅师碑铭》，其铭辞有“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之句，《唐文萃本》与《文苑英华》本皆有双行小注云：“摩诃迦叶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世。

自达摩大师至（璨）禅师又三世，共二十八世。”

若此注不误，则刘氏之说又本于独孤氏之言。

又据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其述如海禅师之言曰：“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

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

[7]这是胡适所云“二十四世”

说的又一证据。

由此看来，误将师子比丘直传弟子达磨多罗（达磨达）视为后世第二十八代达摩多罗（菩提达摩）并非是刘氏一人之病。

通晓禅史者皆知，师子比丘是晋世以前之人，菩提达摩与之至少相差四代，绝不可能直承于他。

况且所谓《三祖碑铭》之注文并不可靠，因为摩诃迦叶至师子为二十四代，就算达摩直承师子，至僧璨也只有二十七代，与“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不符。

《付法藏传》因遗漏了弥遮迦，故以师子为二十三代，加末田地而成二十四师，或依此将师子列为二十四世，而禅宗历代相传，无所遗漏，故以弥遮迦为第六代，以师子为二十四代，是以同以师子为二十四世，禅宗所传与别宗所说是有所不同的。

后世台家接受了禅宗之说，但又将末田地列入世系，故师子又成了二十五代，从而使二十八世达摩成了二十九代。

禅宗不会接受天台宗以师子为二十五代的说法，且二十五代说只能使达摩成为二十九代而非二十八代，因此“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实是专讲西土传承，是大历年间（此碑作于大历年）二十八代说即已流行的又一证据。

因此，胡适所谓“二十九世”

原是“二十四世”

或“二十五世”

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可靠的根据。

胡适自谓“我不信天台宗的碑传里肯容许‘二十九世’之说。

我颇信左溪死时，李华作碑时，‘二十九世’之说尚未起”

，其“信”

与“不信”

全是一己之私意，不足为据。

若依胡适之见，天台宗的碑里不可能容许“二十九世说”

，然而如若改成“二十五世”

，菩提达摩岂不成了直承师子比丘的二十五祖，禅宗的地位不是更加提高了吗？天台宗又如何能够容忍此“二十五世说”

呢！

综上所述，可知李华《故左溪大师碑》所言无误。

李华是应左溪大弟子清辨等人之请而作此碑，其材料必然来自左溪门下，左溪门下必闻之于左溪，而左溪自己当然不会为禅宗编造传承，必得之于禅宗门人，恰好玄觉与左溪颇为交好，由此可以推知左溪当闻之于玄觉，玄觉既早知二十八祖说，述之于《证道歌》也就不足为怪了。

前述据《祖堂集》，玄觉曾并养其母、姊于寺，其姊亦颇有文才，觉后之“歌行偈颂”

，“皆是其姊集也”

。

其姊编集其《证道歌》，其妹为之作注亦属自然。

另玄觉有弟子新罗国宣师，其妹为之作注之后，令宣师传之东国亦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