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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进程中的横向矛盾与纵向发展的关系问题（第3页）

三代以下，秦、汉等等王朝，其君主皆称天子，其直接统治与影响所及的领域皆称天下。

所以，夏、商、周、秦、汉等等的“天下”

，大体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东方世界”

、“希腊世界”

、“罗马世界”

、“日耳曼世界”

这一概念层次上的“世界”

。

其所指范围基本上就是包括了若干邦国并居于邦国概念上位的“文明”

。

汤因比所划分的“文明”

（或“社会”

）的个数，先后有所不同。

按其1972年的晚年定论，文明被作了三阶分类：第一阶是分为充分发展了的文明与失落的文明，第二阶是充分发展了的文明又被分为独立的文明与卫星文明（如他把中国邻国朝、日、越等文明说为卫星文明，即曾经受到其他更早的文明的横向影响的文明），第三阶是独立的文明又被分为与其他文明没有亲属关系的文明（如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包括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实指原生古文明）和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如印度文明从属于印度河文明，叙利亚文明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爱琴文明等，希腊文明从属于爱琴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又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实指次生古文明与再次生的近代文明等，即曾经受到其他更早的文明的纵向影响的文明）。

[6]且不论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与分类结论是否完全准确，但是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他看到了世界原来是由若干个“小千世界”

契合成一个“中千世界”

，然后再由若干“中千世界”

逐渐向一个“大千世界”

契合中。

当然，在三个阶次的横向契合与纵向发展中，有若干文明的失落；有若干文明的断裂与瓦解，在五个原生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未曾断裂、瓦解；[7]又有若干文明在文明交往过程中作为次生者以至再次生者不断呈现。

在汤因比以后，美国学者S·P·亨廷顿于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基本肯定了汤氏的设想，并在参考多家之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

[8]这一切，在具体历史事实层面上虽然问题与争论甚多，但是作为世界史形成过程的速写或素描，克服了黑格尔的“精神”

由东而西的单向、单线发展的错误，应该说是基本如实的。

由此可见，从“小千世界”

而“中千世界”

到“大千世界”

的过程，既有纵向的文明连续与断裂的方面，又有横向的融合与分解的方面；历史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纵横两个方向的发展，而且纵横两个方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那就是人类社会里横向之间的交往（Verkehr）决定了纵向的历史发展，而纵向历史发展又成为横向的每一个社会的前提。

人类社会的横向交往与纵向交往，正是历史发展交响曲的两个交互作用的主题。

在当今世界存在着的无争议的主要文明包括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等。

就以本项比较研究所设定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来说，二者之间有同有异。

其所同在于：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横向交往与纵向交往交互作用的结果。

其所异在于：一方面，当代西方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属于第三阶（或期）的文明，按照汤因比所说，西方文明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

而叙利亚文明又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则从属于爱琴文明；所以其文明主体已经至少变异两次，也就是说其间一再断裂。

至于中华文明，它在历史上实际也是有质变与阶段之分的，汤因比早期把中国文明分为两期而后来又不分期，雷海宗先生赞同汤氏的两期说，并且在抗战时期就热情地期待着中国文明第三期的到来；[9]这就是说，中国文明有历史阶段之变（不同阶段之间的外限是同一的），而文明主体并无根本之变，也就是文明未曾断裂。

这是中西文明发展中的区别之一。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文明，就其所承受的文化遗产或渊源而言，的确是多元的；且就其主要渊源而言，希腊文明有基本统一之文化而无统一之国家，罗马承希腊之后虽曾一度蔚为大国（跨欧亚非之帝国）而终归于分裂，日耳曼人从未统一而结果形成近代欧洲诸国，就其民族与语言而言，虽有亲缘关系而终非一体。

如今分布在不同国家中讲英、法、德、西、葡等主要西方语言的人口，在数量上大体与以讲汉语为主的中国人口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