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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11页）

同时，财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家族内部，对家族财产地争夺，也导致有些大家族衰落。

其次，各大家族之间为相互争夺利益而互相争斗，也使得一些家族削弱下去。

复次，有些家族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远徙他乡求取富贵，使家族力量减弱，家族间的分化加剧。

家族的迁徙，尤其带来了地缘关系的进步。

私有制的成长使族间及族内矛盾日益扩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

伴随着现实社会中血缘关系的削弱，有的人在思想上、观念上就把至高无上的亲亲原则看得淡漠起来。

例如宗主原是家族之本，而宋之华亥却欲“丧其宗室”

，华臣也“暴其宗室”

，乐大心又“卑其大夫而贱其宗”

，[52]齐之卢蒲癸公然宣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53]血缘团体的裂痕既已撕开，便难以再完全弥合。

宗族时代在战国时期已临近尾声，《管子·问》篇似为当时的一篇户口统计提纲，它所统计的各类人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员的复杂面貌，既有自耕农民，又有氏族中人。

就农民而言，既有“开田而耕者”

，又有“士之身耕者”

，还有“理园圃而食者”

。

其中提到的“国子弟之游于外者”

，应当同于《小雅·黄鸟》诗中所说到他“邦”

谋生的人。

这样的复杂局面应当就是战国时期各国大变法前夕的社会情况。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结束的时期，也是由氏族时代迈向编户齐民时代的过渡阶段。

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授田制日益普及，孟子曾经这样向魏惠王说到其所希望的农民的情况：“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9]这个目标可以说在授田制之下基本上实现了。

农民已不再完全是氏族（宗族）的成员，而是国家户口登记簿上的民众。

商鞅主张治理国家应当做的大事就是“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

民无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

[60]。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61]。

统计和管理户口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实行授田制。

农民所耕种的田地由国家授予，并且由此而向国家缴纳赋税，提供劳役。

农民与国家的经济关系是直接的，中间没有了氏族（宗族）这个层次。

氏族（宗族）对农民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大为削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从氏族（宗族）那里将劳动者归于国家统治管理，直接从劳动者那里取得赋税，乃是势所必行的事情。

随着授田制和户口管理制的实行，在战国后期，编户齐民已经迈向社会历史舞台。

“编户齐民”

之称最早盖见诸《淮南子》，而《史记》则称为“编户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