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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10页）

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44]、“壹山泽”

[45]等措施，完成了对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

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由国家统筹“为国分田”

[46]，“制土分民”

[47]，使普通民众摆脱了封君、村社等的控制，而直接成为国君的臣民，列为编户。

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大力推行县制，规定县令、县丞由中央政府任命，只有管理权而无所有权，保证了君王的直接管辖权到达县一级。

在推行县制之时，商鞅还将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保甲制度。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48]这样就形成了以什伍制为基础的基层地方组织，使县不但拥有了比较完备的行政职能，还能够承担国家所交付的各种任务。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之后设立的县，不再是采邑，而完全是国君的直属地；县的长官不再世袭，而随时或定期由国君撤换；县的幅员或范围多经过国家划定，而不纯粹是天然形成；县以下还有乡里等更为基层的组织，以地缘取代了血缘，以行政设置代替了血缘组织，使县具有了较完备的行政职能。

县级长官由国君任命，以年终上计为标准直接对国君负责，因此，县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直属的管理地方的机构，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为中央的君主集权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于郡的最早资料，可以追溯至晋赵鞅誓辞“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说明在公元前493年之前，晋国已经有了郡的设置，但郡的地位较县为低。

战国时期，不少诸侯国中都设立有郡，如魏国“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49]，楚国也设立有郡，“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

[50]。

到战国后期，郡的设置越来越多，诸如赵国云中、雁门、代郡等，燕国上谷、渔阳、辽西等。

与郡县制相对应，国家政府中的贵族政权在战国时代也变成了官僚政权。

这是和传统的世族世官制相对而言的新的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任免不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依据，而是代之以个人的能力。

入仕的官僚不再是终身制和世袭制，和国君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俸禄取代了采邑，和宗法体制下的官僚形成了区别。

新旧官僚在行政事务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战国以前，宗法政权体制是军政合一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卿大夫集行政权和军事权于一身。

战国以后，各国官僚体制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将相的分离，将相权力的分离和相互牵制，更有利于君主的集权。

郡县制作为当时先进的政治制度，为社会稳定和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而与其相配合的大一统观念也深入人心。

2.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为社会大变动时代，就社会结构而言，家族的解体以及编户齐民的出现，是最为引人瞩目之事。

由社会结构以及生产力方面的变化，推动着社会在方方面面的变动。

然而，就是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民族融合的脚步加快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组合规模已经朝着小型化的方向发展，生产力对家族直接产生着分化瓦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