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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9页）

初县之”

，随后在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

，秦人打败邽、冀戎，将之变为秦国的“县”

，又在杜、郑之地设县。

秦武公十年为公元前688年，秦国已经开始设立县，但那时的县应当只是指国都以外的地区或城邑四周的地区，尚未发展至真正的郡县之县。

楚国也是较早设立县的诸侯国之一。

《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

，楚文王时代大概为前689—前677年，《左传》中的这一记载说楚文王派出令尹管理申息之地，并以之作为县，这有可能是楚国灭国置县的开始。

此后，楚庄王十六年楚国伐陈，以之为县，虽然楚国曾一度恢复了陈国的社稷，但最终还是灭陈而将其地置县。

在这以后，楚开始大规模地灭国设县，《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冬十一月，楚子灭蔡……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

，《左传》宣公十二年甚至记载楚有“九县”

之称。

就总体情况来说，楚国主要是通过灭亡邻国而设置县，县主要设置于边邑地区。

与楚国相似，晋国也通过兼并和扩张取得不少土地，并将之设置为县。

但晋国不仅在边地灭国为县，而且在内地也改造一些大夫的采邑为县，促进了县邑向郡县的转化。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侯败狄于箕，卻缺获白狄子”

，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

，先茅之县本来是先茅的采邑，因其绝嗣，将其地赏给胥臣，这是以采邑为县。

《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

，同样是将县赏赐功臣作为采邑。

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例子中的县都是在晋国内地。

晋国还分割卿大夫的采邑为县，如晋“遂灭祁、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42]。

又如《左传》哀公二年记载赵简子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这说明晋国的县多是功臣、贵族的赏田或封邑，并且这些县多在晋国内地。

据学者研究，晋、楚的灭国为县以及在新领土上所设的县虽然还不是后世的郡县之县，还没有将县境内的血缘组织改造成为什伍乡里，但已是国君的直属地，县的长官也由国君任命而不世袭，已开始具有了地方行政组织的萌芽。

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普遍转化，形成于战国时期。

春秋后期、战国初期，诸侯国内外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县制也更加普遍。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其中，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的形成正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

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是与土地国有的进程相配合的。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秦国。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所进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

他把立足于村社土地的占有制，改变为普遍国有与私人占有两种形式。

他的主要举措是，一是取消封侯制、采邑制，代之以县制，并重新以新的军功“名田宅”

[43]，并令宗室等无军功者不得属籍。

秦自孝公以后，制约王权的贵族势力终难坐大，以及大土地占有者不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二是在宗族解体的过程中，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