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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8页）

。

[38]可以看出，古人所说的封建是指“封诸侯建藩卫”

的政治举措。

周初的分封，就其封建对象来说，可分为两类：一是褒封，对象是先古圣王之后裔，属于武王克商后的政治举措。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

褒封有助于推行周人灭商后的新的政治观，周人借助褒封先圣后裔所具有的内聚力，顺理成章获得其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也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西周王朝的政治权威；二是实封，授民授土，分地建国，所封为周同姓亲戚及部分异姓功臣谋士。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此类分封，主要集中在文、武、成、康四世。

有关周初的封国数，或谓：“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39]或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40]周初所分封的主要诸侯国，重要的有卫、齐、鲁、宋、晋、燕等。

周初的封建，是要在全国建立一批大小不一的带有武装殖民性质的次等侯国，通过政治权力的层级分化，形成一个向最高政治中心周王朝汇聚的统治网络。

所以，周初的封建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其目的主要在于作为王室的助手，监视被征服的民众。

周所封建的诸侯，对王室的义务有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救济王畿内的灾患。

诸侯国的内政完全自主，而自武王成王之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就成了具文。

与周之封建相表里的，是宗法制度。

宗法制严格区分嫡庶长幼，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

，强调和突出大宗、宗子的地位，以建立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形成以大使小、据重驭轻的政治形势，使之发挥以枝强干的作用。

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分封制是周代社会最为基本的制度。

周人利用氏族宗法组织扩大成国家统治机构，实行逐级的宗法分封，形成了贵族的等级制和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制。

宗法制决定了分封制、等级制和对土地的占有制，而分封制、等级制和对土地的占有制又巩固了贵族的宗法统治。

宗法制和封建制的结合，使得周代国家自上而下建立起了较为严密而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在周代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周朝八百年的格局，直到秦统一后才由郡县制代替。

然而，分封制导致的结果之一却是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各据封土而相互疏远，直至在诸侯势力坐大之时，不断挑战天子的权威。

秦始皇《琅邪刻石》中就曾说过“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

[41]，一语道破了封建制的先天缺陷。

特别是当西周早期的大分封结束后，周天子持续的分封政策致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不断削减，也导致诸侯们的势力日渐膨胀，严重地威胁了周天子的崇高地位。

另外，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对天下的最高统治权仅仅行使至诸侯这一层次，而不能渗透到诸侯国内部、宗族内部，因此，周天子的权力在事实上是被分割的。

春秋时期，维系封建社会的宗法体系遭到破坏，等级制度削弱，大量人口脱离宗法血缘关系而走向个体独立。

各诸侯国为了增强国力，纷纷开拓疆土，于是出现了大片没有经过周天子分封，但实际又掌握在各诸侯国君手中的土地。

另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大量私田被开垦。

同时，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如何管理兼并战争中获得的新增土地，也成为诸侯国国君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春秋时期，各个主要诸侯国内部都有由于血缘关系破坏而出现的大量自由人口，也出现了由于宗法家族崩溃而取得的大量土地，以及在战争中兼并而来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统治机构——郡县制应运而生。

一般认为，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全面推行于秦始皇统一天下。

早在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便设置了县。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