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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7页）

[35]。

以德配天（命）遂成为周文化的一大特征，寓示了人文精神的自觉高涨。

周人的新，就新在确立了“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的信念，周人天命观的道德意愿高于宗教意愿。

但是，如若从青铜铭文的角度来看，对周人天命观的理解会有所不同。

周人获得政权，天命是其基础，在周人看来，如果没有天命的轮转，周人是不可能获取政权的。

因此，天命对于周人来说，具有无上的重要意义。

天命成为周人获取本族以及异族支持的有力支柱，单从这一点来说，民众并未从传统的天命论中解放出来，否则，周人强调文武受天命就毫无意义。

此外，周人在注重天命的同时，的确注重德，但从上面分析可见，德并不是道德之德，它是一些行为准则，一些规条，这些规条，主要是周人在总结殷人衰亡教训时，得出的一些规则，它尚未上升到道德的高度。

另外，在西周时期人们所讲的“德”

中，敬畏天命是其重要内容。

这样看来，将人事与天命联系起来，并不完全是周人的发明。

周人是在继承殷人天命观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在实际政治中作了特别的发挥。

因此，周人注重德的观念，固然与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改造有关，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说殷周文化之间存在继承，周人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了殷人天命观念中的合理因素以及“德”

的观念，使得早期国家时代的文化发展中“德”

的色彩十分浓厚。

（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转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从社会组织方面来说，血缘家族逐渐削弱。

各国不同程度的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贵族，贵族政治趋于解体。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家族的解体，个体小农大量涌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编户齐民成为国家控制民众的有效方式；从社会群体方面来说，士阶层大量涌现。

旧的贵族下降为士，庶人则通过各种方式上升为士，士阶层的流动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提供了条件；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由于官学向私学的转换，加之定于一尊的政权形式尚未出现，人们的思想处于活跃状态，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在总结三代文化的基础之上，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同的思想命题和思想主张，诸子百家的文化胜景就此形成；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说，各民族的融合步伐加快，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承前启后的历史时代。

1.从封建到郡县

周族本是以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蕞尔小邦，后取代“大邦殷”

而成为天下共主。

周人克商后，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大邑商。

周人人少势弱，殷遗人多势众，且不时有反叛迹象，如何使小邦周能够稳固对大邑商的统治，是周初政治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周公东征，摧毁商及其同盟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周初一批政治家通过宏观政治决策，采取分封的策略，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地方，“以藩屏周”

[37]，巩固周疆，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

。

周人施行封建制与其建国之时所面临的社会形势有关，它是周人克商后为解决政治稳固而采取的策略，从实际效果看，周人的封建对于打击、抑制商人力量，稳定周初政治形势，起到了关键作用。

“封建”

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谓“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

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