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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6页）

总之，中国古代国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通过特定的方式形成的，由于原有的部落形态和家长制家庭没有彻底打破，而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早期国家的重要支柱。

所以家长制家庭结构长期存留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特点。

因此，早期国家阶段，家族的存在对于国家政体的形式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西周初年的大封建过程中，作为周人家族组织的大家长，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而周王的兄弟子侄则分别成为统治各诸侯国的国君，诸侯国君的兄弟子侄则受封为卿大夫。

《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

，实际上是对家长制家族组织国家化的说明。

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是道德意识起源很早。

较早地具有道德意识，与周人在建国之初变革殷人的天命观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周人天命观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曾有学者以周初的人文精神跃动来描述，说：“（周人）政权的根源及行为的最后依据，却只诉之于最高神的天命。

并且因为由忧患意识而来的‘敬’的观念之光，投射给人格神的天命以合理的活动范围，使其对于人仅居于监察的地位。

而监察的准据，乃是人们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

于是天命（神意）不再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一统治集团，而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来作选择。

这样一来，天命渐渐从它的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解、把握，并作为人类合理行为的最后保障。

并且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而投予以新的光明，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光明而能对历史作合理的了解，合理的把握。

因而人人渐渐在历史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的地位。

这才真正是中国历史黎明期的开始。”

[22]在这里，学者高度评价了周人天命观之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由于周人将人事与天命联系起来，提出“天辅明德”

的观念，从而造成殷周天命观迥然有异。

的确，周人变革殷人的天命观念，在天命中注入德的因素，造成周人道德意识的极大提升。

但考察周人的天命观念，则可见与殷人的天命观有其继承性。

周人依靠智慧和武力推翻了殷商王朝，但他们不特意表彰自己的武装和谋略，反而在周革殷之际，乃至在西周一代，特别强调天命对于革商的重要作用，说明那一时期，天命对于周人，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天命观念影响深刻，人们仍然笼罩在传统的天命观念当中。

周人天命观当中的突出内容，并由此而大异于商人天命论之处，诸家指出，为增加了道德方面的因素，从而否定了天之于人的绝对意志。

这方面的记载在传统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

[33]，“肆王惟德用”

[34]，“明德慎罚”

、“经德秉哲”

等。

其中“天不可信”

的说法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否定了天的命定性。

但是周初的“德”

所指内容是什么，是否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德，是否是今人所指的道德？

综观这几篇铭文，可见德所包含的是一些具体的事项，如反省殷人之失国、勤于政事等，当然其中也蕴涵着一些观念，如敬业、谨慎等等。

这些内容是介于抽象的道德与具体的事物之间的一种状态，它还尚未从具体的事项中抽象出来，变为纯粹的观念。

因此，周人是将德的因素注入天命中，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德亦被注入天命方面的内容。

所谓的德，其中重要的内容是恪守天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人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因为人是要以天为指导的。

关于周人天命观方面的内容，前人总结说：王权受命于天代表了合法性，王者须用“敬德保民”

来获得证明；天命则以其德行臧否为转移，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