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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5页）

，这句话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殷周文化观念的区别，可说殷周之间存在裂变。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的承继性又同样十分突出。

周人“德”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德”

尚未发展至“内修诸己，外得于人”

的境地）的意识并非陡然发生，其以“德”

体察天命的方式也并非独立创造，殷人已具备了初步的德的意识，他们对天命的思考予周人以影响。

周人是在对殷商文化改造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显而易见，殷周文化之间，既有断裂，又有继承。

早期国家产生之际，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社会内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血缘纽链并没有被打破，因此，血缘关系的浓厚、血缘纽带的长期存在，氏族或宗族在社会中长期发挥作用，便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的显著特征。

这种状况在两周时期仍有极其明显的体现。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

对西周来说，这一前提在国中确实开始被破坏了，因为此时国中的居民已不限于周族一支。

最典型的例证如伯禽封鲁，同时分封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

[15]。

同时，为了符合国家政权的需要，西周国中还有里的划分，周初铜器《令彝》记“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告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僚：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

。

[16]这是划分里的较早记录，里是一个地域概念，所以周之建国置里本身就表明政治和地缘关系已经出现，并开始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但是，血缘关系大量存留，周代的分封，尤重同姓，有血缘关系者占绝对优势。

周人曾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

[17]。

在周人建国之时，血缘关系不是被废除，而是巧妙地用来维持政治上的安定。

显而易见，西周王室、公室虽已有国家政权性质，但却是从周族的氏族机构中脱胎而来，并尽量利用其旧的形式。

所以，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政治关系所取代，反而和政治关系相并存。

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还表现在：由于血缘组织的长期存留，早期国家具有家长制家庭的特征。

这种特征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存在。

宗族在西周时期的影响力自不待说，直到春秋时期，宗族仍然影响巨大。

这里可以晋国为例进行说明，《左传》昭公五年载：“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张髌、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

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

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

韩赋七邑，皆成县也。

羊舌四族，皆强家也。

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

这个记载说明春秋后期晋国社会上最有影响的韩、赵、中行、魏、范、知、羊舌、祁等“大家”

、“强家”

，亦即大族、强族，这些强宗大族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直令强大的楚国都不敢小觑。

这种家族制度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制度下出现的子族、多子族大宗、小宗等家族结构，恰好是中国古代国家内部以血缘关系划分社会等级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