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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3页）

[7]“大令”

就是广泛地命令，“众人”

是商代的农业生产者，“协田”

是协力耕种农田，这是商王直接干预生产活动；（3）对臣僚的监察权。

在甲骨文中有商王直接下令监察的卜辞，如“王其呼监”

[8]，“呼监”

是商王下令进行监察之事。

《尚书·盘庚》记载，盘庚对“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

说“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

，意为我将要考察你们关心我的民众的情况。

此外，商王对军队拥有最高统帅权、指挥权。

这种权力首先表现在商王是军队的组织者。

卜辞云：丁酉贞，贞王作三师右、中、左。

[9]师是商代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意为商王建立了三个师的军队。

卜辞云：今春王供人五千征土方。

于辛巳王征召方。

[10]表明商王直接指挥军队出征。

另外，商王拥有司法权和处决权。

商王对臣民握有最高的司法权。

《尚书·汤誓》记载汤对他的臣下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尔，尔无不信，朕不食言。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赉是赏赐，孥戮是降为奴隶或将之杀死。

可见，汤的誓言，就是商朝的法律。

在甲骨文中，常见有商王亲自主持对臣民的用刑卜辞，如“乙酉卜，王，贞余辛朕老工”

[11]，余、朕是商王的自称，辛是动词，学者认为是黥面的黥刑；老工应是商朝的工匠。

《合集》8207记载“贞惟王自虎陷皿”

，虎是地名，陷是陷埋，即活埋，皿是人名，意为商王从虎地赶往活埋皿的地方。

这是商王握有对臣民生杀之权的明证。

商代的王权十分强大，但是商代缺乏制度方面的规范与保障。

至西周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西周政权建立之时，社会当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血缘家族。

并且周人建国时，进一步地利用了血缘纽带，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这个记载反映出周代的分封，尤重同姓，有血缘关系者占绝对优势。

在重视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周人建立起一套制度、规范，国家的发展由此可以在制度的层面上循序渐进，文化的发展积累也由此而进入到新的阶段。

关于西周国家政权的建立，王国维曾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12]在王国维看来，自周人起，始有国家制度方面的规范，周人从此有典章文物可据，这是周人大异于商人之处，有了制度方面的保证，周之文化粲然可备，对华夏文化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