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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第12页）

[12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10个人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自给；10万人的城邦是荒唐的，因为它不能适当地治理。

城邦理想的人数是成年男子在平时能听到一名传令官的喊声，战时能听到一名将军的声音为度。

“城邦如万物——动物、植物、无生物……——也有其自己适中的限度”

。

“一个城邦如果人数过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因为它可能难于拥有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

谁能成为这么多人的将军？除声音洪亮的传令官，谁又能够为其传替消息？”

“一个城邦最适度的规模是其人数最多时足以自给自足，且人人生活在可以相互看到的地域之内。”

[128]希波达马斯（Hippodamas）在规划皮里优斯（Piraeus）时说，当地理想的公民人数是一万人。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希波达马斯的想法显然是当时希腊现实的反映。

公民和士兵的结合是城邦赖以存在的军事基础。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

保卫城邦的独立和安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

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

[132]公民们平时农作、训练，战时打仗，作战时所需的马匹、甲胄、武器、粮食等都由自己解决。

城邦按照公民财产的多少、尽军事义务的多寡来决定他们所享有的政治权利。

当然，军制和战术的变化也对城邦的政体形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当军队以骑兵为主力时，政治上往往是贵族制或寡头制，因为能养得起马的只能是少数贵族。

当重装步兵成为城邦战争依靠的主力时，贵族制开始向温和民主制过渡。

因为参加重装步兵的成员都是比较富裕的公民，是农夫。

而当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下层平民在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常常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

对此，就是当时人都有过深刻的分析。

有一位生活于公元前470年左右的作者曾这样说道：“不错，在雅典穷人和普通人应比贵族和富人享有更多的权力，因为正是普通人操纵着舰队并给城市带来权力；他们提供了舵手、水手长、下级军官、哨兵和修理船只的工匠；使城市强大的正是这些人，重装步兵、贵族和有身份的公民是远远比不上他们的。”

[133]很显然，公民兵制是与城邦落后的税收制度和公民间相对的平等观相一致的。

当然，城邦中公民内部的相对平等，并不意味着城邦内部没有不平等的现象。

不过，这种不平等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的。

城邦政治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缩小公民之间的这些不平等，从而维护相对稳定的公民团体，因为它是城邦政治的基础；其次，使每一个公民依公民身份而分享某种平等的权利，再按每个公民不同的经济地位（承担义务的能力）来分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尽多少义务，就享有多少权利，依义务定权利，这是希腊城邦一条重要的规则。

城邦虽然有许多共同性，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从政治体制上看，各邦之间或某邦各时间段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斯巴达是贵族寡头政体；雅典则经历过王制、僭主制和民主制政体。

而就城邦的政治结构而言，则更是变化万千。

例如斯巴达虽然有两个国王，但他们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

他们既要受监察官的监督，还要受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掣肘。

雅典的政治结构则更为复杂，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法庭、元老院，还有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职权，而且机构之间相互制约。

城邦政治体制的多元性一方面表明希腊政治发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学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城邦现实的基础上写就的。

封闭性和排他性是城邦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