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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第9页）

[113]在此后的30年里，随着雅典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雅典经历了商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加剧。

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6年雅典连执政官都选不出来。

公元前581年当选的一个执政官在其任期届满后，不肯离职，造成社会一度混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庇西特拉图分别于公元前560年和公元前541年两度用武力夺取政权，实行僭主统治。

在庇西特拉图当政的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农的措施，其中著名的有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

这一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雅典小农经济的稳定，而小农经济的稳定又为雅典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亚里士多德曾对庇西特拉图所施行的国政和目的作过详细的评述，他说：“庇西特拉图在宪法形式下温和地处理城邦事务，比僭主制更开明；他仁爱温厚，对过失者尤其宽大；他拨款借贷给贫民，以解决他们的产业之需，使他们能够依靠农耕生活。

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二是让他们有小康之产，安心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而无心也没有时间来留意公共事务。

而且由于土地得以充分耕耘，他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因为他对各种产品征收什一税。”

[114]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继位，雅典政治又进入了较为混乱的时期。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首席执政官。

他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对雅典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

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把全阿提卡分为30个区，其中10个区在雅典城及其周围，10个区分布在沿海附近，另外10个区在内地。

每三个不同的区合为一个地区部落，公民依地域参与当地事务的管理。

新的10个地区部落的建立表明：以血缘为纽带的雅典氏族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2）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500人会议。

500人会议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50人组成，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

克里斯提尼改革肃清了氏族制残余，结束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完成了雅典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

雅典国家的建立是雅典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它的出现也确实推动了雅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雅典阶级关系的变化。

恩格斯在分析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情况时，这样说道：“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

[115]由于雅典国家是“直接地主要地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

，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

第二类国家起源于部族征服。

这类国家既不像雅典那样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以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

它是作为征服相邻部族的广大地区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

斯巴达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

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亚人从北部来到土地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以武力征服了土著居民，把他们变为斯巴达公民们的集体奴隶，称为“赫劳士（Helot）”

。

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为了解决它的人口过剩和土地不足，又出兵西邻，征服了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

为了预防和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斯巴达人逐步实现了内部的联合，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

斯巴达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

国王有二人，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

他们的权力主要在于宗教和军事方面。

平时，国王的权力相当有限；战时，由一人率军作战。

当监察官权力扩大以后，国王的权力更受到了监察官的限制。

长老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成员为30人，其中包括国王二人以及年满60岁以上的贵族28人。

这些贵族皆是身经百战的解甲之士，他们有长期的治国经验。

斯巴达的所有国家事务都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

长老会议也是斯巴达的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