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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大会一般由年满30岁以上的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
这些公民必须世居斯巴达,外侨在斯巴达不得享有公民权。
公民大会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有表决权,而无讨论权。
表决时以呼喊声来决定表决的结果,声高即表示通过。
监察官共有5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年一选,全由贵族充任。
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国王,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监督公民生活和镇压赫劳士的反抗。
从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起,他们的权力有了明显的增加,取得了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同时也获得了负责司法执行的权力。
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服役上面,对于政治运作一般不大重视。
这类国家由于内部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所以不可避免地把统一和强权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也不可避免地对个性的自由与独立有所忽略。
在政治体制上这类国家常常实行的是寡头制,有较为明显的专制与集权的倾向。
第三类是因为移民而产生的国家。
米利都、叙拉古是其中的典型。
顾名思义,这类国家建立于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的移民浪潮之时。
移民者每到新的居住地,为防御当地人的攻击和海盗劫掠,通常筑城而居,逐渐地城堡内的移民形成了其自身的社会与政治的共同体,建立起政府机构,国家随之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移民运动与公元前12世纪的部族大迁移不同,那是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集体迁移;它也和荷马时代后期的移民不同,那是自发的、个别的活动,而且数量也很少。
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是早期国家发展的产物,是保证公民集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解决国家内部人口不断增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对此,希腊人自己就有过认识。
修昔底德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乱而被驱逐的那些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把雅典作为其稳定的避难所。
他们变为公民,使雅典的人口迅速增长。
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最后,被迫将移民派往爱奥尼亚去了。”
[116]马克思对此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并对这一现象有过深刻的分析。
马克思说:“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
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的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
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
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
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117]母邦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常常给予很大的恩惠和帮助,“但却视殖民地为已解放的儿子,不要求直接的统治。
殖民地自决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而且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无需母市(邦)的承认或同意。”
[118]
移民离开母邦迁居海外的原因很多,除了生产力不够发达无法养活公民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有的是家乡被异族侵占,不甘于受奴役而远走他乡;有的是因国内竞争失败,或人口压力被迫出走;有的则是因为国内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
但不管什么原因,殖民国家都是从母邦独立出来的,是母邦在进入国家以后出现的现象。
应该说,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国家的出现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在这期间,希腊制造了使用200名水手的三层桨船,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和冶炼场,产生了更为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建造了宏大的神庙和运动场。
公元前776年,希腊人在奥林比亚(Olympia)的小树林中举行了第一次体育运动会。
在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又从腓尼基(Phoenicia)人那里学到了书写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元音字母。
这些都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分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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