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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5页）

真正的从思想上认识到分封与郡县的矛盾，认识到分封制度不行了，是西汉的贾谊。

贾谊上疏皇帝，认为诸侯王谋反叛乱，乃是“形势使然”

，是个制度问题。

朝廷不管怎样用“深思厚德”

、姑息忍让，既没有阻止异姓王的叛乱，也没有填满同姓王的欲壑而使其不反。

“厚其力、重其权”

，只能“使有骄心”

。

[117]可见，诸侯王的叛乱与否并不在于朝廷对他们的“恩德”

的厚薄，以及与他们关系的亲疏，原因在于王国势力太大，诸侯王“势足以专制，行足以行逆”

，[118]谋反是意料中事。

贾谊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主张建立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政治，认为“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119]。

这样，才能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120]。

其次，在实践上逐渐采取措施，削弱分封制度的残余，使汉初曾分封的王国不久就名存实亡，徒拥虚号，就本质而言，实为郡县制。

汉初出于政治需要，一改秦制，采用“封建”

与郡县并存的混合制度，即在郡县以外封了一些王国和侯国，这可以说是先前分封制度的残余。

汉初诸侯的特殊地位维持了半个世纪，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特别至汉武帝时，诸侯特权被剥夺，王国等同汉郡，侯国亦分属所在郡管辖，也就是说，郡与王国是名异而实同，邦的残余问题终于解决了。

汉初王国问题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个历史问题，它的解决也有一个历史过程。

秦楚之际，诸侯并起，刘邦为争取力量战胜项羽，曾把掌握重兵的将领分封为王，史称“异姓王”

。

当项羽瓦解，汉王朝建立以后，高帝刘邦遂不得不承认既成的事实，于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正式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有韩王信、赵王张耳、淮南王黥（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高帝五年九月为卢绾所代）、长沙王吴芮。

七异姓王国的封域占去汉疆域的一半，“多者百余城，少者乃至三四十县”

。

[121]拥兵自重，专制一方。

十分明显，这与专制皇权直接矛盾。

于是，高帝六年（前201年）起，采用各种办法，开始逐个消灭异姓王，最后，只保留比较偏僻而弱小的长沙王。

由于刘邦错误地认为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在于没有同姓王国以拱卫中央政权，加之当时汉朝建立不久，有必要加强对某些有强大旧势力的地方的控制，因此，刘邦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王，企图利用血缘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以确保刘家天下。

《汉书·王陵传》载：高祖且“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

到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惟独长沙异姓……。

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

汉独有……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122]这是同姓诸侯王国的鼎盛时期，总封域占全汉疆域一半以上。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