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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6页）

汉廷为巩固政权，采取措施以削弱王国势力。

文帝采贾谊之策，以亲制疏、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的实力。

及景帝继位，取晁错之计，用直接“削地”

的办法，缩小诸王封地。

诸侯王不甘心自己的版图被削减，于是，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但不过数月即被平定。

经过这次事变，诸侯王实力中落，中央对王国的控制加强。

王国版图大大缩小，诸侯王行政上“自置吏”

、财政上“得赋敛”

的特权被剥夺，不准诸侯王干预自己封国的政务，《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

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从此，诸侯王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如同汉郡。

武帝时，继续推行削弱诸侯王国的政策，他接受主父偃的意见，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春正月颁布“推恩”

令：诸侯王除了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不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别属汉郡。

这样一来，王国封地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弱，失去对抗中央的力量。

以后武帝又罢郡国盐铁，作“左官之律”

（“左官”

即“左迁”

或降职）设“阿党附益之法”

，并利用种种借口来剥夺各个诸侯国的爵位，进一步从经济上、政治上对诸侯王加以限制。

[132]此后，诸侯王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完全不得参与政事，经济来源只余田租一项，已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王国的政务由“相”

主持，“相”

由中央任命，听命于中央。

这样，王国的相与郡的太守，地位就是相同的了，王国与郡是名异而实同，西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加强了。

经过长期斗争，封国问题终于解决了，分裂、割据的威胁消除了，西汉王朝的政令真正达于全国，统一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2）郡县及其人民与行省及其人民的地位不同

秦统一后，并没有使秦的人民获得任何地位高于六国人民的特权，六国故地和秦地一样成为郡县，六国遗民和秦人一样成为“黔首”

，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郡县及其人民并没有感到低一层。

罗马的行省及其人民与罗马人民的地位则无法同日而语，是一种通过征服而建立的不平等的关系。

美国学者阿谢德（S.A.M.Adshead）曾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罗马帝国的设计就像一个环绕地中海竞技场的圆形剧院，罗马是这个剧院的包厢，行省是剧院的一般座位；汉帝国的设计则像一个车轮[133]。

很明显，前者等级差别存在很大不同，而后者，尽管会有轮毂、轮辐的区别，但这不是等级差别，其结构是内聚的，呈现以京畿为同心的统一状态。

在城邦时代，存在公民公社内外差别问题，这种差别表现为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关系。

在古代中国郡县制形成过程中，原来城邦时代存在的公民公社内外差别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而罗马行省制实质上是原来城邦时代不平等关系的翻版，是继续保持公民公社内外差别（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在公元3世纪，那已是行省制形成后若干年的事了）。

古代中国公民公社内外差别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为原先的国野区分消失，国人与野人的身份区分消失。

关于国野关系的变化，前文已有讨论，其要如下：春秋前，各国都有国和野或者都和鄙的两部分地区，国人是由同族或通婚的关系联系起来的封闭的公民共同体，野人处于这种共同体以外，国野差别实质就是公民公社（共同体）内外差别。

国人是国家统治的政治、军事基础，有权参与政事；国人有服兵役、出军赋，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

野人则主要从事生产劳动，没有参与政治决策权力，没有资格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