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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3页）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就是这种精神的准确表达。

总之，先秦时期所构建完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以上述三点为核心内容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其他的一些内容，如注重传统、刻苦勤劳、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等，可是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恐怕还以以上三点最为重要。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普遍性的精神的构建，虽然在先秦时期已经完成，但这构建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

它虽然已经是各族人民的共识，但其普及和深入的程度还不能算是很深层次的、特别稳固的，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尚需今后不断地进行补充和发展。

虽然先秦时代的民族精神至孔子的时代已经初步构建完成，孔子和儒家学派也曾经进行过认真诠释和论证，但毕竟在社会上还没有广泛深入人心。

那个时代，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还多存在于制度层面。

在这方面，宗法精神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两周时代，宗法由盛而衰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发展，其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精神，一直为贵族在宗法制度中所体悟与坚持，表现了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

三、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特色——和谐之途

（一）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走着与西方多数国家颇不相同的发展道路。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长久发展和在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国家的统一。

恩格斯在他的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古代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社会发展情况为依据揭示了国家起源的道路，那就是彻底打碎氏族制度，在它的“废墟”

上建立起国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

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

它被国家代替了。”

[77]这的确是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形成的道路，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说它是世界上一切地区所有的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

后来郭沫若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曾经敏锐地觉察到恩格斯并没有提及古代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依然按照打碎氏族以建立国家的思路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

现在，我国许多学者深入考察了古代中国氏族长期存在的史实，多已认识到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道路走着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的道路，即并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来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

这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道路。

具体来说，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依照以往的理解，这是一条在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而必须由国家机器实行专制与镇压的道路。

简而言之，这是一条构建压迫之路，国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工具。

这个认识不能说是不对的。

国家的确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镇压敌对阶级的功能。

应当说这个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认识，但若仅仅注意到这一点，可能不够全面，即并没有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阶级与国家的理论，也不完全符合古代中国国家产生的历史实际。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不仅指出了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个方面，而且也明确地指出了另一个方面，即国家是阶级斗争的“缓冲器”

，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工具。

就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在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的同时，还指出：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

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78]

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国家这种力量的出现，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