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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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4页）

国家的这种缓和冲突的功能主要不是依靠镇压的手段，而是靠国家的管理功能来实现的。

国家管理功能的所达到的目标，应当是社会的和谐。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

……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步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不断地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国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的形式上的复活。”

早期国家功能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即在于此。

恩格斯把摩尔根的这个论断放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尾，并且完全赞同这个说法。

其实，氏族制之下的氏族、胞族和部落、部落联盟的权力体系中已经蕴含着的通过管理功能所达到的目标，在早期国家那里是得以传承并且发展的，这可以说是旧传统在新形式下的“复活”

。

国家当然是超出于氏族之上的力量，然而在它开始出现不久的时候，它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脱离”

的距离还不是很大，这个距离依照恩格斯的说法是在“日益”

增大的，而不是一蹴而就所形成的高悬于社会之上的镇压之剑。

按照古代中国的情况，最初的国家和氏族部落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不宁唯是，而且由氏族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还是一条长期渐进的漫长的道路。

氏族那种维持公正与和谐的传统在早期国家中的长期保存，也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就古代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历史看，国家的“缓和冲突”

的功能表现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来讨论一下学术界很有影响的“酋邦”

学说。

这个学说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所提出，和传统的氏族、部落联盟说比较而言，它是解释前国家时代社会发展的新概念，对于补充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个学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张光直、谢维扬、沈长云等著名学者的深入精到的解释下，用以研究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问题，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可是，还有一些问题，尚有继续研究的余地。

除了古代中国有没有一个“酋邦”

时代这个应当再探讨的重要问题之外，“酋邦”

的理论走向也很值得斟酌。

它的理论走向是强调专制国家的萌芽早在“酋邦”

时代就已经出现。

据说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世袭等级制”

，“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已经出现”

，据说这样发展的后果就必然是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从一开始就较欧洲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而缺乏民主的传统。

[79]“酋邦”

学说中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说弱化）了原始时代氏族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这一基本原则，而代之以“游团”

之类的模糊说法。

氏族是原始时代社会基层组织单位这一个基本原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不可能占有主导的（或者说是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指出：“氏族这种组织单位本质上是民主的，所以由氏族组成的胞族，由胞族组成的部落，以及由部落联盟或由部落的溶合（更高级的形态）……所组成的氏族社会，也必然是民主的。”

又说：“君主政体是与氏族制度不相容的。”

[80]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内部当然也有各种社会矛盾，部落间也会有战争厮杀，甚至有残忍的猎头之俗，然而在每一个级别的社会组织内容则是以民主与和谐为主导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不可能是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温床。

五帝时代是大家公认的古代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