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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3（第11页）

下面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同时期的古代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希腊的古风和古典时期（公元前8—前4世纪）是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公元前8—前3世纪）大体相当的一个时代，这种对应性不仅仅在于时段上的接近，更重要的是，两者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上也存在诸多相似性。

首先，与爱琴文明时代相比，荷马时代经历了一次经济的全面衰退过程。

从古风时代开始，希腊的农业生产开始复苏，与中国的情形类似的是，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古风时代希腊境内发生的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殖民城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十分广阔的区域内出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城邦制度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荷马时代中断的海外交通和商路不但开始一一恢复，而且外贸活动也日益频繁，为古典时代的商业繁荣做好了准备。

另外，我们看到，由于希腊境内多山、多石、多岛屿的地理环境，使得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严峻挑战，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如葡萄和橄榄），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是补充粮食生产不足的一条重要出路，这是希腊文明不同于古代的东方文明呈现出较大的工商业成分的根本原因，也是希腊农业经济发展的特色。

古风时代有关希腊经济状况的记载十分有限，到了古典时代，记述越来越丰富，透过那一时代的诗人、历史学家、戏剧家、哲学家的作品，我们看到，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相似，希腊的农工商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农人们已经掌握了施肥、培土等技术，并且对土壤、植被等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知识。

雅典人的日常商品交换活动在“阿哥拉”

（Agora）上进行，这里不仅是商业场所，还是公民们进行政治集会、宣讲政治观点和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以雅典的市场为场景，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本地的特产，还有其他城邦甚至希腊境外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和罕见商品，比雷埃佛斯和雅典的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的货币兑换商，称为“坐在桌边的人”

，他们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本邦和外邦钱币的兑换业务，同时一般也兼营高利贷，有人称他们为历史上最早的银行家。

进入到古典时代，雅典在原有的大面额货币的基础上，出现了小面额的铜币，这为小商品的交换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并且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雅典商品经济的发达。

这些也说明，普通公民对市场的参与度和依赖性也日益增加。

总之，不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还是古风到古典时代的希腊，都经历了一个农工商业加速发展，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的过程，尤其是工商业活动比前一个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之于西周，古风和古典时代之于荷马时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成为中国和希腊的“本”

、“末”

思想得以产生的最根本的动因。

这是一个追名逐利的时代。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进步都要付出代价，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的时期，人们发现，在获得了盼望已久的自由和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然地失去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作为人的生活准则的古老的伦理依托开始变得荒谬和可笑，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被打破，种种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唯利是图，贫富分化，人情冷漠，当时的人们感觉到经济利益的追求与伦理道德的原则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状态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么对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彻底的改造，要么根据现实的需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德标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面对道德与利益的紧张，思想家们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救世的良方。

（三）各家学派“本”

、“末”

思想倾向及其理论基础述要

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的中国和希腊，农工商业及其相互的关系是一个得到了普遍关注的话题，这方面的资料异常丰富，同时，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思想家们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评判。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下文仅就中国先秦和希腊古典时代有代表性的主要学派和思想家在“本”

、“末”

思想上的主要倾向及其理论基础作一些概括性的评述和比较。

在古代中国，从战国时代开始，“本”

和“末”

成为泛指农业和工商业的专用术语，这两个字本身就蕴含着对农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先秦各家学派无不认为农业是“本”

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

业，但是在重视“本”

业的同时如何对待“末”

业的问题上，各家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从总的倾向看，儒家对“末”

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不但不反对私商的货殖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但对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