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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3（第10页）

、“末”

思想产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尤其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经济观念和思想，都是与当时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直接相关的。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希腊的古风到古典时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首先，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的中国和希腊都处在一个古代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与前一个历史阶段相比，中国和希腊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主要表现为新的生产技术（主要是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又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最后，农工商业又带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涌现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这些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环境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种种社会问题应运而生。

关于“本”

与“末”

的问题的思考正是人们对农工商业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的回应。

因此，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本”

、“末”

思想得以产生的最根本的动因。

下面我们就与这种思想直接相关的几个关键的环节作一些说明。

从考古发掘上看，至少在春秋的早期，人工冶铁就已出现，不过以武器为主。

到了中晚期，品种大增，尤其是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分布的范围也已经相当广泛。

[194]到了战国时代，一方面，文献中关于铁制工具的记载大为增多，另一方面，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铁器不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分布区域上比春秋时代又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在当时铁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铁器的制造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大面积的农业开垦成为可能，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又带动了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内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

商品交换经济发展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私人工商业者第一次打破“工商食官”

的束缚脱颖而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影响。

商品交换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大发展。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私有制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商品交换经济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商品交换意识开始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土地的买卖，说明了不动产的商品化；奴隶的买卖，雇佣劳动的出现，娼妓制盛行，说明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私学的兴起，医药、卜筮行业的出现，说明了知识的商品化。

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甚至还体现在政治领域，那就是买卖官爵的现象。

第二，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富商巨贾的出现。

在《左传》昭公十年中记载，“人有十等”

，但是没有提到工商，原因是他们既不为人所臣，亦不臣他人，在宗法制社会中是一个不入流的阶层，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

到了春秋以后，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私人工商业者的日益增多，一些本地的氏族公社成员，甚至一些破落的低级贵族，开始加入工商业者的行列，上述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工商业者的地位提高，进入了“四民”

（即士农工商）的行列。

与此同时，财富的集中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有名有姓、财富可观的私人工商业者，司马迁专门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记下了他们的活动和成就。

他们不仅通过经商而致富，而且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样，在从前的依靠血统获取政治权利的“贵贵”

之外，又加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即“贵富”

，与另一种新的因素，即依靠学识而参与政治权力的“贵贤”

相互结合，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