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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3（第12页）

业中的有悖于礼义规范的行为表示反对。

墨家对“末”

业的看法与儒家接近，只是极力反对“末”

业中的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

与儒、墨相比，道家和法家对“末”

业则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二者不仅极力否定“末”

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还有把“末”

业扩大到“本”

业以外的所有行业而一概加以拒斥的倾向。

因此，在“本”

、“末”

思想上，大致可以分为儒墨和道法两派，两派在“末”

业上的分歧主要在对社会分工的不同态度上，儒墨两家肯定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道法两家则主张回到尚未出现分工的纯粹自然经济的社会状态，但两家在实现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其中道家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我们看到，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3世纪，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几乎同时出现了农“本”

工商“末”

的一种经济思想，两种文明中的思想家或改革者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在重视“本”

业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对“末”

业加以限制，在对待“末”

业的态度上都可以大体上分为比较宽容和相对严厉的两种倾向。

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一切思想的产生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基础，都是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某种反映，笔者认为，“本”

、“末”

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一时期中希两种文明出现的十分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那就是，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然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很大的发展，后者作为这一时代的新鲜事物对前者发生着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正是这一社会现实刺激了有识之士从各种角度对农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思考，从而导致了“本”

、“末”

思想的产生。

所以，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工商业的大发展无疑是“本”

、“末”

思想得以出现的最为根本的动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某种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某种经济观点或经济政策的背后无不蕴藏着思想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认识乃至对人性本身的哲学思考，而且，某种思想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思想与思想者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就会存在一种有机而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必然联系，尤其在古代，一个思想家的政治、经济、伦理和哲学思想往往是混同在一起的，不论中国还是希腊的古代思想家都具有这个特点。

因此，如果能找出这种内在联系，必然会加深我们对这种思想的了解和认识，下面我们就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对“本”

、“末”

思想背后的伦理学依据和哲学根源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在本部分所涉及的中国的四家学派中，从对“义”

、“利”

的基本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包括儒、墨和法三家，其共同的特点是在承认人的求利行为之现实性与合理性的前提下，主张制定出某种确定的社会规范和标准来加以规范；另一派只有道家，既否认人的除自然需要之外的求利行为，更反对用一种人为的标准来加以约束，一切均以自然为度。

在前一派中，儒家与法家的“义”

、“利”

观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如何使人的求“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