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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3（第13页）

行为符合“义”

的要求的问题上，儒家倡导自律，主张通过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而法家则力主他律，主张用严刑峻法行必然之政。

第二，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上，儒家之“义”

政要求统治者爱民利民，不与民争利，同时肯定“利”

中之等级和差别的存在，以达到“利者，义之和”

的最佳状态；法家则主张君主应牢牢地掌握住“利”

之来源，并尽力消除“利”

中存在的一切差别，[195]而追求“利出一空”

的理想境界。

墨家在“义”

、“利”

观上介于儒、法之间，在其“兼相爱、交相利”

的主张中，他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互利互爱以及为政者宜“兴天下之利”

的看法接近儒家，而力图消除“爱”

与“利”

中的一切等差的观念则倾向于法家。

在“正义”

与“利益”

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比较接近，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对个人来说，“正义”

是一种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品德，当政者应该本着“正义者得利，不义者失利”

的精神进行立法和执法。

第二，对国家来说，城邦的“正义”

则体现在社会利益分配上的公平，要达到这种公平就必须运用好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

的手段。

[196]

可以看出，在“义”

、“利”

问题的探讨上，古代中国的思想比希腊的相关思想更加丰富多彩，其中道家学派的“义”

、“利”

观可谓独树一帜。

在“义”

与“利”

的总体看法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较接近儒家，即都认为“义”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利”

的差别中体现出来的，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十分强调“法律”

的外在约束，因而又带有强烈的法家色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家的君制“利”

源和“利出一空”

的主张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没有和极力反对的，这种差异植根于中希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