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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概论（第2页）

中国之诸侯国与西方之城邦，皆为小邦，而体制不同。

中国之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皆为跨地区的泱泱大国，而体制殊异。

希腊与罗马文明之间有断裂，而三代与秦、汉之间既有明显时代质变而又有历史之紧密相连。

凡此前编已有论述，此处略微提示，是为了说明双方史学之所以不同之历史背景。

古希腊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开创了西方史学之传统，相对于《荷马史诗》而言，他们的著作可谓凿空性的呈现。

《历史》（其核心实为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皆为当时人写当时事的断代史，几乎“前无古人”

。

其体例为按年叙事，而年月标志并不突出，总体而言仍属编年之体。

此等史书极富时代精神，而缺乏历史反省。

故黑格尔称之为“原始的历史”

。

与古希腊史学发生大体同时，中国有“孔子作《春秋》”

之说。

《春秋》原为鲁国之编年史记，明确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时即四季），以时系年（鲁某公某年），故在叙述之体上为编年史。

《春秋》仅记鲁十二公242年之事，故在划分时段上为断代史。

孔子对于《春秋》是作、是述抑或是讲习传授，至今聚讼纷纭，姑且不论。

据近世出土简帛文书，谓孔子曾以《春秋》授弟子，大抵近是。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之说，似难谓之空穴来风。

继孔子言《春秋》者，今所能见厥为三传，而《左传》以及《国语》叙事綦详。

此二书，论形式与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之书相近，而论性质却大异其趣。

《左传》、《国语》二书在时段划分上均为断代史，前者所叙述之时间略长于《春秋》，延续到孔子去世之后一些年；后者则分国叙述，表现为国别史体裁，而在时间划分上前展至周厉王时期，后拓至吴、越霸业之兴衰。

又前者以记事为主、记言为辅，后者则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此二书皆以记春秋时期之事为主，叙事者所反映出的基本是春秋时期的时代精神（如《左传》中的多种外交与军事文书体现得尤为鲜明），显然与《尚书》（尤其《周书》）有别。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二书并非纯粹的断代史，其中大量记载前言往行以及其与当时之事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而显示了古今之变中的内在连续性。

这就说明其中原来是有着通史精神的，与古希腊的两部历史开山之作大不相同。

这也不足为怪，当时人是把当代历史看作三代的自然延续的，不管是以正面的眼光看，还是以反面的眼光看。

在西方，色诺芬继修昔底德而撰《希腊史》，体例一如修氏，且等而下之。

到希腊化时代晚期、希腊行将为罗马征服的时候，波利比乌斯作为希腊人质寓居罗马，作Historie。

不少学者将其译为“通史”

，看来不妥。

因为此书主题所记仅为公元前220—前145年间之事，历时区区七十余年，恐难冠以“通史”

之号。

那么它是否具有某种通史精神呢？此书前二卷为引言，略述此前地中海世界分散纷争之大局，然后以七十余年之史实说明罗马必将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

借叙述罗马征服之历史趋势，以论证地中海世界必将归于罗马统治之下的结局。

故其时代特色鲜明，罗马之所赖以战胜他邦之政治体制的优势背景亦鲜明，而于西方文明传统之渊源则似乎不在其视域之内。

它与修昔底德之书一样，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的史书，但不是一部通史，也不能算具有通史精神的断代史。

罗马帝国前期（公元前27—公元192年）是经济文化繁荣时期，也是史学的繁荣时期。

此时曾有若干以拉丁文、希腊文撰述的史书，其中最为重要而著名者当推李维所著之《罗马史》（本名《建城以来》），与塔西佗所著之《历史》（Histories）和《编年史》（An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