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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概论（第4页）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记七百余年之事，司马迁（公元前145135—前90年）的《史记》自黄帝始至汉武帝太初止，即使从夏代开始所记也有约二千年之事。

如果就时间长度而言，这两部书都可以称为“通史”

，不过如上文所言，李维的书是缺乏通史精神的形式上的“通史”

，而司马迁的书则是兼具形式与精神的通史。

塔西佗（55—120年）的两部书一共记载了八十余年的事，班固（32—92年）的《汉书》记载了西汉一代220年的事。

塔西佗与班固的书，就其所记时间长度而言，都可以称为“断代史”

而毫无疑义。

不过，班固的《汉书》虽为断代史，那只是从王朝政治史的角度专书西汉一代之事，如果从此书的“表”

、“志”

所展现出来的文明史角度而言，那么它又是一本文明通史；因为在班固看来，只有把西汉一代的政治史放在整个中国文明史的长河中才能使它成为可以理解的。

不断的文明史长河本身是“常”

，其中的每一阶段又有其自身之“变”

，所谓“通史精神”

就是这种“常”

与“变”

的统一。

班固之断代史书具有通史精神，这就是它与塔西佗断代史书不同之所在。

就生存时间而言，司马迁早于李维两个世代有余，班固与塔西佗同时而年长一个世代，不过他们都生活于大帝国（汉与罗马）时期，总体时代背景大体是相当的。

因此，对于这两对史家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我们将能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传统异同上获得更深更好的认识与理解。

古代中国在文明史层面上未曾发生断裂，在史学史的层面上同样未曾发生断裂。

其原因就在于通史精神传统的确立。

《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形神兼具的通史，为以后纪传体史书开了先河。

《汉书》继《史记》为以后历朝断代体史书奠定了初基。

由此人们可能产生疑惑，《汉书》以下的所谓历代正史，都不过是不同线段之间的先后接龙（或按亚里士多德所言为“顺联”

，请参考本书导论）而已，岂能谓之为连续？其实，《汉书》作为断代史，仅仅是就其政治史层面的王朝兴亡来划分的，而《汉书》本身就是一部西汉时期的文明史，就这一层面而言，则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汉书》是“顺接”

于《史记》的，亦请参阅本书导论）。

因此，正是《汉书》开了这样一个史学传统，这就是历代正史只是朝代史的分段，而不是中国文明史的断裂。

分段而不断裂，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连续性（或“变”

与“常”

统一）的存在的具体方式。

以上作为第二编的引言，只能略表大意。

至于具体论述，则请有兴趣的读者诸君阅览以下的综述和专论。

[1]参见《建城以来》卷1，穆启乐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