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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第11页）

之局面，说“孔子惧而作《春秋》”

，接着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

’”

孔子面对“世衰道微”

之世，修《春秋》的目的是彰显“天子之事”

，故有知之者，亦有罪之者。

对于“天子之事”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番解释：“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司马迁认为，明三王（禹、汤、文王）之道，辨人事之纲纪，判别嫌疑，明定是非云云，就是“天子之事”

、“王道之大者”

。

司马迁的解释，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孔子认为，春秋乱世出现的原因就在于王纲解纽，名分失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

，所以救此乱世，就要彰显礼之大义。

所以，司马迁接着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如果《春秋》将人事原因归于天灾异象，而天灾异象又有不少是偶然出现的，这样就难以对很多史事的原因作出解释，从而与孔修《春秋》的目的相违背了。

在文献中，也偶然见有孔子将天命与礼义联系起来作说者。

《礼记·礼运》载孔子语：“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民之情。”

实际上，此类说法更能表明孔子对天命的看法：天之道就是礼，礼是先王所制作，所以天道与先王所作之礼就等同了，天道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孔子的说法，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对天命认识的变化。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有郑子产语：“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较之孔子更早的子产，也清楚地表达了与孔子类似的意思。

以《春秋》对天命的认识而言，孔子继承《尚书》以人为起点认识天人关系的思想，并且加以了发展。

就后者而言，即孔子言史不及天命，强调从人事方面分析历史变化及历史史事的原因。

那层披在人文思想之上的外衣——天意，在孔子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

不过，《春秋》既然是一部史书，也就不可能尽弃史实之真。

实际上，在对文献的认识方面，《春秋》较之《尚书》要深刻得多。

司马迁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孔子修《春秋》，已经自觉地对文献进行整理，而不是像《尚书》那样直叙史事。

《论语·八佾》载孔子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

宋儒朱熹释此段文字：“徵，征也。

文，典籍也；献，贤也。

言两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两国不足以取为证，文献不足故也。

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证吾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