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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第12页）

[31]依朱熹所释，文献为书面文件和贤者之说，皆为史家所取证据之来源。

若文献不足，则不可证夏、殷之礼；若文献足，以证夏、殷之礼，也有赖于孔子所取之为证。

这就是说，言史须有证据，无证据之说，绝不可为史。

这一思想，在孔子修《春秋》中有充分体现。

孔子修史，有所谓“阙疑”

之说。

《论语·为政》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言其余，则寡悔。”

此语虽为孔子答子张如何求官禄之问，然此处事之态度，也反映在孔子治史上。

孔子修史“阙疑”

说，颇受后人的重视。

《春秋穀梁传》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32]司马迁亦云“（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33]清人顾炎武对《春秋》载史之“阙文”

，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

《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

’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

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

[34]顾氏对《春秋》“阙文”

之说，论之有据，其说颇为得当。

孔子“阙疑”

说，反映其自觉意识到史家不可穷尽史实，亦不可尽定史实之真，史事之真须建立在史家所认可的证据之上。

孔子对文献的认识，表述了对史实之真的自觉认识。

孔子所言，已经涉及史料（文献）、史实（事件之真）与史家认识（选取）的关系。

这一认识，不仅《尚书》未涉及，而且据目前所见《春秋》以前文献，亦未见有涉及者。

孔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考察《春秋》一书，其所及史实之真与善关系者，大体可归为三类：直书其事，不言史义，如书天灾异象之例。

此其一。

直书其事，并存史义，事与礼不违，如书莒人弑君之例。

此其二。

隐事（真）从礼，以义为实，以事为虚，不言真相，如赵盾弑君之例等。

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