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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第13页）

前两类，史实的客观性与史家对史实的定性尚未发生背离，这与《尚书》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类，则强调史实的定性而弃史实的客观性。

对《春秋》弃史实之真的记载，学者们多有评议。

例如，清儒皮锡瑞说：“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常经，不是为一代作史。

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

[35]皮氏所谓“史据以直书”

，确有道理。

不过，他对经、史之定义，则有些过于僵硬。

先秦时期，经史尚未分离。

史家直书史事，亦存议论之处，记史与议史，绝不可断然分离。

若史家不辨善恶，不存褒贬，《尚书》何以有“夏殷之鉴”

说，董狐何以有“良大夫”

之美称，齐太史何能以“太史简”

名扬青史。

据上引赵盾弑君等例，亦可知《春秋》以史明义，以礼义褒贬史事，此乃承《尚书》以后中国古代史官之“书法”

，而非孔子之独创。

另一方面，皮氏仅从《春秋》隐事（真）明义一类记载，而忽略其直书和直书与褒贬不异的记载，就断然为此书定性，也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

上文所述《春秋》史与义关系者，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矛盾，然而此三者实际上有一个并不矛盾的基点，即它们均不离孔子彰显“王道之大者”

的宗旨。

所以司马迁说：“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36]司马迁所言，确可谓深谙孔子修史之深意。

从《春秋》一书中，可以看出《尚书》之后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

《尚书》的三代相承说，《春秋》继承之且以历史阶段性变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

《尚书》叙史之必言天命，在《春秋》中已经淡化，那层披在人文思想之上的外衣——天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礼义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具有的共同性，成为人们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能发生联系的基点。

《尚书》引史鉴所蕴含的对历史之真与善的认识，在《春秋》中已经完全展现出来，历史之真与善不仅可以相合而且亦可以相分。

《春秋》对历史之真与善的认识，实开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对历史之真与善关系认识之先河，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4.《左传》

《左传》是继《春秋》之后出现的另一部编年体史书。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四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中还有一条史料（即记智伯亡事）晚至鲁悼公四年。

此部史书，司马迁谓之《左氏春秋》，班固则称《左氏传》。

《左传》之名，是后出之简称。

《左传》的记事范围大体也在春秋一代。

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学术史上一直存在争议。

《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卷”

条下，录“《左氏传》三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