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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第16页）

太子般杀其父，篡位称蔡灵侯。

又据昭公十一年记载，楚王诱杀蔡灵侯，并大举出兵攻蔡。

叔向对此事有一段议论。

他说：“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何故不克？然肸闻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

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

’陈人听命，而遂县之。

今又诱蔡而杀其君，以围其国，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纣伐东夷，而损其身。

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

叔向认为，天借楚之手诛杀弑父之蔡灵侯。

可是楚王自己也是一个无德者，他诱杀蔡侯出于私欲，而他诱灭蔡国更为无义之举。

在叔向看来，这样的人也是不能善终的。

叔向还并举桀灭有缗、纣伐东夷等事，说明一条道理，即“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

。

叔向的话是很值得重视的。

上面谈到，周人认为君主有德就能得天命，这就是说君主可以通过自己自觉的行为把握天命，人的意志可以与天意保持一致。

可是在叔向看来，楚灵王、夏桀王和殷纣王的行为是为了谋求私欲，所为乃“恶”

之行，其目的与天的意志并不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成为天的工具，实现了天惩恶扬善的目的。

叔向的话，尽管只是对某些具体事件分析，然而他所表述的思想较之《尚书》更为深刻。

这种对历史事件解释并存“善”

与“恶”

的思想，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司马迁的史学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已经运用到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之中。

对于历史中可借鉴的经验，《左传》还提出了新的解释。

《尚书》以来所强调的德，表现出人文思想的特点，即不否定天命的存在，但认识天人关系以人为起点。

君主只要对民施德行，就可以得到天命，而君主能否得天命，则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

《春秋》较之《尚书》思想的发展，是进一步淡化了天命对人事的影响。

《左传》不仅继承了《尚书》以来重人事的传统，而且也发展了前人的思想。

在《尚书》的人文思想中，君主的行为虽然直接对民，然而其行为还是对天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

《左传》则表现出一种新的认识，即君主行为是对民负责而不是对天负责，君主权力之本是民而不是天。

[51]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次，民有议政的权力。

既然君主的权力在民，民也就有议政的权力。

郑国子产执政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53]”

。

然明向子产建议，毁掉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