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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2（第12页）

，并指出这与“荆楚剽轻，好作乱”

的民风息息相关，这是从人事的角度来阐述的。

但是，《五行志》综合董仲舒、刘向、刘歆、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等人的天人之说，将汉代人事与天变灾异联系起来，这又承认了天命对人事的影响。

要之，班固的天人思想存在着两重性的矛盾，这在其著史的实践与理论上都有一定的反映，即班固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回答人事与天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谁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汉书》的天人思想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首先，班固的天人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目的性，即服务于宣汉的政治目的。

班固笔下的汉代历史呈现出统一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天命“将授汉刘”

。

如《天文志》、《五行志》等篇章不仅运用各种天变、灾异来证明刘氏政权的合法性与永久性，而且运用天变、灾异来证明项羽建楚、吴楚七国之乱、王莽篡汉等事件都是天命的安排。

这就是说，天命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人的力量只能屈从于天命。

其次，在宣汉思想与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下，班固天人思想的神秘性增加了，而其批判精神则大为减弱了。

《汉书》十二帝纪、《天文志》、《五行志》等篇章不仅详述西汉一代的日食、月食、地震等天变灾异现象，并将这些现象与人事不同程度地结合起来，而且还收录了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等人对这些天变灾异的附会与解说，这无疑增加了班固天人思想的神秘性，同时也就削弱了它的批判性。

最后，班固的天人思想深受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他认为天是外在于人的，具有独立的意志，而非寓于人的欲望之中。

在天人感应学说中，天与人是两种彼此分离却又互相影响的因素，天虽然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事的成败，但它毕竟外在于人；人虽然对天也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它只能从外部作用于天，而非天的本质内容。

所以，班固没有也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从人本身即人的欲望出发来揭示天人关系的内容及其内在的矛盾。

通古今之变，是班固历史思想另一重要内容。

《汉书·叙传》曰：“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这几句话，既概括了《汉书》的体例、思想与内容，也反映出班固的通变思想。

班固断代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详述西汉一代的历史之变（综其行事）。

重要的是，《汉书》将通史的精神与断代为史的体例结合起来，既做到了纵向上的贯通又实现了横向上的博洽，从而形成了“上下洽通”

的特点。

班固著《汉书》，虽然没有采用《史记》的通史体例，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司马迁著史的通史精神。

在班固看来，《史记》将西汉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103]，这损害了西汉王朝的历史地位。

所以，班固断代为史，即通过著《汉书》宣扬汉代独立的历史地位，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104]。

为此，班固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唐据火德，而汉绍之”

[105]，“汉承尧运，德祚已盛”

[106]。

班固的这种思想在凸显西汉王朝历史地位的同时，又将刘氏与帝尧联系起来，从而蕴含了一定的通史观念。

不仅如此，《汉书》的十志尤其是刑法、地理、食货、沟洫、艺文等五志都是贯穿古今、“通于上下”

的，《古今人表》更是“穷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

。

可见，《汉书》记述历史并不局限于西汉一代，而是表现出“通古今之变”

的通史精神。

《汉书》于横向上综合记述了西汉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又从纵向上贯通西汉一代，表现出“变中见通”

的特点。

不过，班固的“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