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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2（第11页）

但从总体来看，班固的天人思想不外乎神意与人事两方面，而且，在《汉书》中这两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这是因为，在皇朝意识与正宗思想的影响下，班固格外关注天人感应与宣汉思想的联系。

吴怀祺先生指出，班固的天人相关理论仅仅糅合各家学说，并非真正建立在融汇各家的思想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它不仅不能贯串到全书的每一个地方，而且在理论上也表现出两重性、折中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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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之天，在《汉书》十二帝纪、《天文志》以及《五行志》等篇章中多有记述。

总的来说，班固对于自然之天的记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描述天变、灾异等自然现象，而更多的一部分则是将这些天变、灾异与某些人事加以附会、牵强解说。

在十二帝纪中，班固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许多天变、灾异现象，他并没有随便地将天变与人事相附会，显示出无证不信的精神。

例如，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春正月，淮阳王宫正殿灾。”

与此同时，这个月也恰恰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紧接着，“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同样在这个月里“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

。

[101]不过，在《天文志》与《五行志》中，班固则多将天变异象与人事相附会。

例如，《天文志》说：“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

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

《五行志》又说：“惠帝二年，天雨血于宜阳。”

在此，班固引用刘向之言加以解释：“刘向以为赤眚也。

时又冬雷，桃李华，常奥之罚也。

是时政舒缓，诸吕用事，谗口妄行，杀三皇子……吕太后崩，大臣共诛灭诸吕，僵尸流血。”

同时，他还引用京房《易传》曰：“佞人禄，功臣僇，天雨血。”

班固认识天人关系，倾向于神性之天命主导人事。

在《汉书》中，天经常处于主动的地位，它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安排人间的秩序，相对于主动的天而言，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这就是说天是有意志的，具有惩恶劝善的职能，人的行为如果符合天的意志，就会得到它的佑助，反之则受到它的惩罚。

例如，《高帝纪》认为刘邦得天命在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

这就是说，刘邦建汉是上天的安排，人们应该接受“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事实。

相反，人如果不守本分，僭越了君臣的名分，必然受到天的惩罚。

例如，班固认为王莽建新是“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鼃声，余分闰位”

[102]，这显然是以天人感应之说批评王莽“余分闰位”

，目的在于宣扬汉代的天命不可僭越。

《汉书》将天人感应思想与汉代的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宣汉的著史宗旨。

班固的天人思想虽然强调了天的主动性，但他并不否认人的行为对天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汉书·五行志》引《左传》论妖异的产生，曰：“妖由人兴也，人亡舋焉，妖不自作。

人弃常，故有妖。”

《刑法志》引《诗》、《书》，强调人的重要：“《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在班固看来，天意与人心是统一的，当政者如果秉常尊礼、为政而宜民，国家不仅不出现妖异之事，而且还将“受天禄而永年命”

。

在记述具体人物事件的时候，班固既突出人事的决定性，同时又深信天意的决定作用，呈现出两重性的特点。

例如，《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述淮南、衡山、济北三王，主要详述了他们“不务遵蕃臣职，以丞辅天子，而剸怀邪辟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