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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2（第13页）

思想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还是有所不同的。

《汉书》写的只是一个朝代，所以不可能像《史记》那样从历史发展之大势来认识历史的连续性与历史空间具体人物的关系，而且《汉书》认识历史的变化，宗经与宣汉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

班固记述了刘邦兴起于风起云涌的秦楚之际，经历了无数的征战厮杀最终建立汉朝，这是历史之变。

但他又认为，这是“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109]《王莽传》指出王莽“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

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而王莽的灭亡亦取决于天命，即“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鼃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

同时，班固又“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

，其记述西汉的历史常常运用《五经》来评述人物，发表对历史的看法。

例如，《武五子传》认为车千秋指明巫蛊之祸的实情而为太子申冤，故能得天人佑助而成就一番事业，班固引用《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君子履信思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班固将宣汉和宗经思想融入到撰史之中，《史记》叙述历史的变化所表现出历史经验的相对不变性的思想，在《汉书》中显然大大地淡化了。

班固记述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在很多地方原封不动地移置了《史记》原文。

这历来为人诟病，宋人郑樵更是认为班固乃“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112]。

实际上，《汉书》移置《史记》原文是经过了一番剪裁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比勘了两书相同的部分，认为《汉书》引《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

[113]。

例如，《汉书》把项羽降为列传的同时，又将与其有关的大事移置到《高帝纪》中，这是因为项羽作为秦楚之际的核心人物，他所经历的大事往往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线。

班固将这些大事置入《高帝纪》，就是为了凸显秦楚之际的历史主线。

与《史记》相比，《汉书》还增加了一些人物事迹与文章奏议。

《汉书》往往将《史记》附入别人传中的人物单独抽出、另立新传，如《董仲舒传》、《蒯通传》、《伍备传》等就是抽取《史记》中与各传传主相关的史料重新编排而成，而《萧何传》、《韩信传》、《楚元王传》等篇章又增益了《史记》所未记载的史实，《司马相如传》、《贾谊传》、《晁错传》、《韩安国传》等篇章则载述了司马迁没有载录的诗赋与奏章。

由此可见，班固移置《史记》文，并非郑樵所言的“全事剽窃”

，而是自有其取舍、剪裁的主张。

班固对《史记》文字有所取决舍，取舍之中也见其求史事之真的态度。

这从《汉书》对《史记》的删改就可以看出。

如《儒林传》“仲尼既没，弟子散游诸侯，子张居陈，子羽居楚”

一段皆用《史记》原文，但删去了《史记》本有的“子路居卫”

一句，因为此时子路已死，班固觉其非，故将其删去。

《匈奴传》删去《史记》原文“贰师闻其家以巫蛊灭族，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

，因为贰师将军降匈奴系征和三年事，此与《史记》讫于天汉的断限不符。

[114]徐朔方先生通过详细比勘《史记》与《汉书》，得出“二书相同部分有关年代或数字等需要计算查对才辨别正误之处，《汉书》往往以《史记》之讹而传讹，但是《史记》所缺部分则《汉书》的真实性往往提高”

，这说明“《汉书》曾对《史记》作出有益的校正与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