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2（第3页）

在天人关系方面，先秦史学重视天命、人事及其两者之间关系。

究其根源，这是由于记述天命、人事是太史固有的职责。

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75]太史令的职责兼具“文史”

、“星历”

以及“卜祝”

三种身份，而此三者的职责既关系到人事（文史），同时又与自然之天（星历）、神性之天（卜祝）紧密相关。

所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所谓天，不仅指神性之天，而且还有自然之天的意思。

对自然之天的认识，虽然不是先秦史家着力思考的问题，但在史书中还是有不少记载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语·周语》中伯阳父论地震的一段话，他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

他既分析了地震产生的原因，同时又认为地震的发生与人事（民乱之也）具有一定的关系。

司马迁继承了这一点，他既描述了天变、星历等自然现象，同时也承认某些自然现象与人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感应关系。

《五帝本纪》记述帝尧“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这里的“天”

与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节气时令相联系，显然属于自然之天的范围。

《天官书》则指出月食的发生、五大行星的运动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比如岁星的运行规律是“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

，这说明司马迁从天文学的角度非常客观地描述了自然现象的变化。

不过，身兼天文学家的司马迁仍然相信天人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感应的。

《天官书》记述日食、月食、行星、恒星的出现，有与饥馑、战争、兵力强弱等人事的因素联系起来者。

不仅如此，司马迁甚至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法则，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

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76]在“天人感应”

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神性之天，《史记》既继承了从《尚书》就已开始的“天命人事化”

传统，同时也继承了《左传》“言天道未尝废人事”

的做法。

司马迁叙史，尤其是在记述夏、商、周三代的演变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天命的作用。

《殷本纪》记述夏桀“虐政**荒”

，从而导致天令殷革夏命。

商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同时，《殷本纪》又记述了周革殷命的原因，殷纣王大臣祖伊说：“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虐用自绝，故天弃我。”

《周本纪》更是详细地记述了殷王迷信、昏暴而失天命，文王、武王等修德行义从而得天命的情况：殷纣王“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

，而周之文王等人“积善累德”

，诸侯皆认为“西伯盖受命之君”

。

从这些记述可知，三代时期人们深信天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支配作用，同时也意识到天命与人自身的行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