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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2（第6页）

司马迁写秦汉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记述了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的情况，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与三代帝王君临天下之不同特点。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

，从具体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表现出历史阶段的特点；又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先后相续，表现出历史变化之通。

在认识历史的变化方面，司马迁大大地超越了先秦史家，成其一家之言。

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是出于现实需要。

他力图从历史中寻求经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83]。

这也是汉代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司马迁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史家的思想。

这点不仅表现在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化的认识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关注历史经验的致用之上。

司马迁重视礼义伦常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

他推崇《春秋》，以《春秋》为“王者之大道”

。

他说：“四维（案：指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

引《管子·立政》语[84]另一方面，司马迁肯定了人们求富的欲望。

他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85]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对民之欲望加以引导：“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86]

在以史为鉴方面，司马迁还从更深的层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太史公自序》指出，对历史的考察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要从古今历史之变中考察历史事件之原委。

所以，司马迁对秦的评价与汉儒多有不同，指出“秦取天下多暴”

，然其“世异变，成功大”

[87]。

汉代分封同姓异姓诸侯，是关系到中央集权制是否能巩固的大问题。

司马迁从历史变化中对此作出考察，指出了三代诸侯与汉代诸侯有所不同，三代诸侯人数众多而且存在的时间很长，汉代诸侯则不过百余人而且多数存在的时间不长。

这是因为汉代与三代情况是不同的。

所以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88]以史为鉴，要从历史的变化的大势来看，要以“成功为统纪”

，今事并不可尽仿古事。

司马迁还提出“承弊通变”

的思想。

《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弊通变，作八书”

。

《史记》之八书主要记载典章制度的变化。

司马迁认为，朝代之更替，后起之朝代要吸取历史经验，典章制度也要采取相应的变更措施。

对此，他举周、秦、汉等例子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