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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11页）

苏格拉底预见到如果色诺芬投靠到小居鲁士麾下，可能会受到雅典人的政治报复，因为小居鲁士是雅典的敌人斯巴达的支持者。

后来雅典政府果然因此而判处色诺芬流放国外。

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去往希腊的德尔斐神庙求阿波罗神指点，神谕批准他远行，苏格拉底因此也指示他按神的意见行事。

在这一系列个人选择中，色诺芬显然认为自己参与长征是某种经过神灵预定的行为。

当他追随雇主夺权失败后，当选为万余雇佣兵的首领之一，率队且战且走，从波斯帝国的腹部向希腊人控制的黑海沿岸撤退。

如果他的回忆录没有涂饰自己的话，他在长征过程中显示出色的指挥能力。

万人希腊雇佣军之所以能够在波斯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安然无恙，色诺芬的镇定指挥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色诺芬亲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但由于军务倥偬，他并没有对当时自己的所历所闻所见进行日记式的及时记录，色诺芬在《长征记》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提示。

他动笔写作《长征记》的时间至少是在他移居斯巴达（公元前394年）之后若干年，即长征结束7年多以后的追忆。

但它们是着笔撰写回忆录时的追忆还是较早一些的追忆已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色诺芬《长征记》中有不少回忆失实之处，特别是那些关于现场纪实的情状描述、大段大段的对话和演说，显然系事后根据依稀的记忆和当时的情状所做的加工。

古代史家虽然有历史写作必须真实的原则，但并不认为一定程度的编造与真实的追求互相矛盾，所以哪怕是最严谨的史家修昔底德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想象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

当然，从《长征记》可以看出，色诺芬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提供了大量明确的人物、时间、地点、地形地貌、距离、行军路线、村落的名称，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回忆录体历史著作的出现标志古希腊人历史记忆范围的扩充，历史家不仅关心人类群体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功业和重大事件，而且开始注意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个人史。

在《长征记》问世之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刻画和评析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的文字服从于宏大叙事的主题，缺乏在场者的外在感受与心灵的真切表露，回忆录这种个人直接经验的汇集与解说填补了这种缺憾。

色诺芬的另一回忆录体著作《回忆苏格拉底》主要着眼于对老师的道德追求、真理追求行为的还原，等于否定对苏格拉底不敬神和误导青年的指控。

色诺芬的《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头一句衔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后未完成的半句话，但衔接得不很贴切，缺乏深思熟虑。

修昔底德末尾半句说波斯的小亚细亚总督提萨甫尼斯赶往赫伦斯滂海峡与斯巴达人会面，中途停留在以弗所城，在那里向阿尔忒米丝神献祭。

色诺芬首句说“在那之后”

，直接转至赫伦斯滂，并把修昔底德已经交代过的事又说了一遍。

但他的确将修昔底德缺失的部分，即公元前411—前403年的战争部分（第1、2卷）予以补足，并尽力依循修昔底德按夏季和冬季顺序展开叙述，为古典时代希腊史的连续性做出了难以替代的巨大贡献。

对于这段历史，色诺芬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因此其叙述是基本可信的。

《希腊史》的其余5卷则脱离按季节为经的叙述顺序，跳过近4年的间隔，直接进入斯巴达与波斯争夺小亚细亚的战争，希腊城邦之间的科林斯战争和斯巴达与底比斯争霸的战争。

色诺芬作为斯巴达军的一员，同样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为后人认识古典时代后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但色诺芬的史才和史德都不及他的前辈。

他对整个希腊史的描写局限于他的亲历记，没有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长时间的、广泛地收集史料，主要依赖自己的经验。

由于他对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和斯巴达充满敬意，他对同时代的不少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斯巴达不利的事件或者从斯巴达立场加以解释，或者有意缄默不语。

如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雅典海军痛击斯巴达舰队，底比斯彻底粉碎斯巴达霸权，甚至废除斯巴达人在大约三个世纪里赖以为生的希洛特耕奴制都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

正是底比斯的崛起，攻入斯巴达腹地，才导致色诺芬被迫离开他的栖身之地斯基鲁斯的地产，移居到科林斯。

这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做法代表着一种与单纯求真求实的希腊史学原则相悖的写作方向，标志希腊史学追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