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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9页）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有几段关于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的宣言，凸显普罗泰戈拉式的高度自信精神，虽然是借助他书中人物的口表达出来的，但显然是修昔底德个人思想的表达，甚至就是他个人的作品。

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对此曾有坦言：

至于不同人物发表的演说，无论是战争开始前发表的还是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实际讲过什么话了。

这既是对我听到的演说而言，也适用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各种传言。

因此，这里所举的演说，是我觉得某些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同时我尽可能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

[213]

伯利克里在雅典公葬仪式上的演说便是高扬人本精神的佳作之一，是一曲关于人的伟大创造力的颂歌，西方思想史上的千古绝唱。

在伯利克里看来，人是世间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正是雅典人自己，从他们的祖先、父辈到包括英勇牺牲的公民在内的当代人共同创造了雅典的一切，包括庞大的帝国，汇纳世界各种产品的繁荣的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自由、雅致、放达却又适度的生活方式，勇敢、慷慨、勤勉、诚恳、热情、敢做敢当的民族品性。

这一切完全和神灵、天时、地利无关，均是雅典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谈到雅典应采纳的策略是扬长避短，发挥海军优势，避开陆上对抗。

针对雅典人对放弃田园、坚壁清野所产生的忧虑，他鲜明地提出了人是世间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再创造出来：

我们一定不要因为丧失土地和房屋而愤怒，以致和远优于我们的伯罗奔罗尼撒陆军作战……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假如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去做的话，我愿意劝你们往外去，并且亲手把你们的财产破坏，对伯罗奔尼撒人表示：你们是不会为了这些东西的缘故而向他们屈服的。

[215]

既然人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各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就不在于人类社会的外部而在其内部了。

修昔底德因此很自然地致力于在人的自然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

在这方面，他是古代颇为成功的探索者。

比如，他是古代西方第一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因之一的历史家。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他把定居、城市、劫掠、战争等历史现象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从而表达了历史进步的基本思想。

他还借对立双方领导人之口指出战争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强弱。

雅典的霸权政策含有扩张其进出口贸易的目的。

在第六卷中他分析物质利益是战争的起因之一，雅典公民大众对远征西西里的热衷主因在于希望得到服役薪金。

至于一个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修昔底德认为出自人的劣根性，即“由于贪婪和野心所引起的欲望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还有人们卷入党派之争后产生的狂热”

[218]。

这种因人性恶而引起的社会斗争在和平时期以合法手段呈现，在非常时期则要诉诸暴力。

这样一来，他便把政治斗争的原因探到了较希罗多德的要深的地方——人性，那些引起国际、国内斗争的源泉——恐惧、荣誉、利益、贪欲等等，原来都是来自人的本性。

在修昔底德看来，人性不是神从外部赋予的，也不是后天产生的，而是自在的，一成不变、与生俱来的。

各种社会存在的作用在于对不同的人性进行抑扬，是人性展现的条件。

比如战争初期，雅典爆发瘟疫，修昔底德评论瘟疫给雅典人造成的痛苦“超过了人性所能忍受的限度”

[219]，因此人们开始空前的违法乱纪和随心所欲。

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对此有淋漓尽致的发挥。

科西拉发生民主派和贵族派之争，“危机期间，整个城邦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人性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断地触犯法律，傲慢地呈现为不可控制的**，它超越正义感、敌视一切胜过自己的东西”

。

[220]

在修昔底德看来，敌对派别彼此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除因派别利益外，还有部分人挟私仇借机报复，因欠债借机杀债务人，以及有政见分歧的家族成员互相残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