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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4页）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历史的根本特征就是真实。

历史之所以需要真实，是因为现实的需求，绝对的借鉴参照意义。

真实在波利比乌斯眼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再现真实的过去以及解释原因的真实。

为了获得头一个层面的真实，也就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他制定出史料的不同类型以及收集不同类型史料的基本方法。

换句话说，他坚定地相信已经一次性过去的过去可以从史家通过各种努力收集到的史料或证据中得到再现。

波利比乌斯认为，最可靠的史料是历史家本人直接观察和直接经验。

他援引赫拉克里特的话说视觉比听觉更真实，因为眼睛比起耳朵来说是更精确的见证。

[230]这即是说当事人、目击者提供的一手史料才是最有价值的史料。

他本人具备了目击者的充分条件，是罗马东征西伐、并吞地中海世界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如波利比乌斯这样当事人和目击者记写同时代的事，也不能保证他能够身临其笔下的每一个事件。

波利比乌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局限。

他还提出并身体力行了求证史实的其他方法。

他认为实地旅行考察是获取史料的另一重要途径：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所述对象的情况的话，那就既不可能提出有关陆战和海战的真实性问题，也不可能理解所讲述的全部细节。

[231]

基于这样的认识，波利比乌斯曾经长途跋涉，多次进行与所记对象相关的实地考察，成为古代史学家当中追踪真实的杰出范例。

例如为了获得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迦太基统率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北意大利的确切史料和感觉，他循着汉尼拔当年的行军路线重新走了一番。

一个若没有达到极高的求真境界和具有高度学术道德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的。

在《通史》使用的史料中，档案文献（条约、碑铭、神托记录等）占有很大比重，表明波利比乌斯看重这种一手史料。

波利比乌斯的前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也重视或只要在可能的条件都乐意援引此类史料。

但波利比乌斯较其前辈自觉之处在于他不仅尽可能引用它们，而且在引用时特意说明它们的确切出处，如发现地、保存地、保管人、起草或签订者，文献本身的情况，类同于现代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注释。

波利比乌斯不仅在复原史实上独具只眼，而且在对原因的解释上也有出色的看法。

他认为历史家的任务绝不仅仅是复原过去，更应该解释过去，探究历史事物背后的原因。

他说：

依我们的看法，历史最为必需的成分是叙述事件和情状的后果，特别是它们的原因。

[232]

在注意探寻原因的请提下，波利比乌斯批评前人对理由（prophasis）、原因（aitia）和开端（arche）以及理由在功能上的差别，认为：

原因和理由具有超乎一切的地位，而开端只有第三等的意义。

就我而言，我把导致履行已经采纳的决定的最初几步称作一切事物的开端，而原因要先于决定和计划，我指的是设想、心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念头、打算，此外是所有使我们做出确切决定和计划的东西。

[233]

这就把开端同起源、原因之类更深远、更隐蔽的东西区别开来，在理性上推进了历史认识的深度。

基于求索表象之后的原因这一基本认识，《通史》从一开始就提出写作的宏大目标，即揭示本来弱小的罗马国家到底是“怎样、靠何种方法、在何种政体之下竟在不到53年时间里征服了几乎整个已知的世界，使之落入罗马人单独统治之下的”

[234]。

此后他多次重复同样的问题：“怎样、何时、为什么”

，[235]表明他对原因的特殊关切，在西方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原因问题这样自觉。

这就使人不能不去思考他的这种认识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