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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5页）

希腊哲学对原因的高度重视恐怕是波利比乌斯这一认识的根据。

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个别的直接的感觉经验（如火为什么热）不是智慧，只有关于普遍知识，即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才是认知的目的，才能达到智慧的层面。

为了求得原因层面的真实，波利比乌斯运用了一些非常合理的方法，比如把研究对象放到普遍的联系中加以考察。

他第一个把罗马的崛起同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变化连在一起：

我们的历史特性以及我们时代令人惊异的特点如下：命运迫使几乎这个世界的所有事件都归于同一个方向，使它们同属于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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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地中海区域发生的事情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只有从广泛的联系中加以考察才能理解发生的罗马大一统的历史巨变。

再如，波利比乌斯在分析原因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样几个历史要素：怎样发生的（经过）？何时发生的（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在解答怎样发生时，他注意敌对各方决策人的心情意向、计划方案产生的过程，领导人个人的德行、理智以及与此相关的战争责任。

在解答为什么要素时，则注意逻辑推理，因因前推。

如在解释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他把汉尼拔在西班牙的进攻行动看作是开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尔卡因为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怒视为重要原因，所以他才会对小汉尼拔灌输报仇雪恨的意识。

而罗马人后来夺取撒丁尼亚并趁迦太基无力拒绝时提出增加赔偿的要求则是汉尼拔发动战争的次因。

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增强了迦太基人东山再起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到迦太基人和汉尼拔本人。

所以布匿战争的爆发乃是多次前因的必然后果。

运用同样的层层推演的原因探究法，波利比乌斯分析了罗马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这就是罗马优越的政治体制。

在希腊和罗马史学家中，他破天荒地首次在史作中利用大量篇幅讨论政体变革的规律和政体的优劣问题。

他把所有政体置于彼此消长互为因果的系统中加以解释，认为罗马政体是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保障了权力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

罗马制胜的根本原因之一便在这里。

诸如此类的分析方法大大加深了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解释的合理性，给人以深刻的感觉。

由于波利比乌斯通过直接或间接经验去解释历史事务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对于超自然的历史动因，如神意、命运不以为然。

尽管他使用了“命运”

（Tyche）一词，但在他的笔下，命运并非如希罗多德等大多数希腊史家所认为的是简单的、命定的、连神也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

他笔下的命运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有必然性的意思，是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历史结局。

比如当他提出是命运使罗马膨胀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结论之后，马上便追问罗马人是“怎样、靠何种方法、在何种政体下”

才使命运得以变为现实的。

在其他地方，他笔下的命运扮演着判官的角色。

例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腓力五世与安提柯三世的冲突中，在科林斯的战争中，他提到命运裁决了事件的结局。

这里的命运带有偶然性，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的“天”

的意思，但绝不是神，因为波利比乌斯多次尖锐批评以神或类似神的命运来解释社会或个人际遇的做法。

他曾批评一些史家求助于神和命运解释的原因：

由于先天的局限，或由于无知，此外由于轻率，不能理解某种事件中的所有偶然性、原因以及各种关系。

他们认为神灵和命运才是已经产生的打算、洞察力和预见力的造因者。

[237]

在棘手的情况下，即当人由于软弱无力而不能或很难确定原因的时候……人们就可能把它归之于神或命运。

例如，连降出乎意料的大暴雨，而另一方面，连续的炎热和严寒，并因此颗粒无收；同样的持续不断的瘟疫和其他类似的难以发现原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