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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9页）

《编年史》从奥古斯都去世的14年写至68年，现有1—4卷、11—15卷全部，另有第5卷开始部分、第6卷大部分以及16卷的前半部分。

两部书如同两尊残破的精美大理石雕像，整体虽失，美妙尤在。

与以往希腊和拉丁史学著作不同，《历史》和《编年史》的视野比较小，塔西陀把“镜头”

始终对准集国家大权于一身的元首和宫廷阴谋及权力斗争，不再关注或很少关注传统记述对象公民大会、元老院、声势浩大的外战和内战。

这使他有充分的篇幅精雕细刻罗马顶层统治集团一些代表人物的神态和形态，加之他善于观察与深入思考，遣词用句精练、考究、雅致、准确，在生动地叙述中不断穿插一些关于人物事件本质特征的、耐人寻味的格言警句，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活灵活现的反正面人物形象和难得一见的历史场景（如元首提比略的装模作样，尼禄之母的无耻至极，尼禄病态般的残忍恶毒，母子阴谋夺权、弑夫弑父以及反目后尼禄弑母的可怕），而且给人一嗟三叹、回味无穷的感动，读者很难不被塔西陀所感染，爱他之所爱，恨他之所恨。

《历史》和《编年史》可以说是西方叙述史的杰作。

在史学价值论上塔西陀也有出色的贡献。

他强调历史的社会功能，如教谕功能，惩恶扬善功能。

他认为历史的生命是恒久的，因为人的记忆不灭，所以即使某个时期暴君当道也无法改变或摧毁人的记忆。

他在《编年史》中记述了一位正义的元老柯尔杜斯。

这位元老由于撰写了一部称颂共和派领袖卡西乌斯和布鲁图的书而受到审判。

他在元老院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人们将会像记住卡西乌斯和布鲁图一样记住我。”

[248]他没有意识到历史记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删除而化为灰烬的，即青史成灰是也。

他自己的史作也没有完整传世便是证明。

塔西陀与波利比乌斯不同，并不特意强调追寻原因的史学要求。

他在需要说明事件发生原因时往往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

在他看来，一位历史人物的行善还是行恶，都源于这个人的天性，或迟或早总要暴露出来。

继承奥古斯都皇位的提比略虽然在即位前没有显露妄自尊大和残忍的性格，但那只是比较隐蔽而已。

登基前后的表现不同并非性格本身的变化，而是外在条件的变化。

68年开始的内战则源出于当事人心态的变化，如城市卫戍部队因没有得到赏赐而心存不满，看到和平不能带来实利而产生叛乱情绪。

共和后期的内战则因人们固有的对权力的渴求欲，在帝国疆界扩大后，这种欲望受到刺激和滋长，导致突破约束。

[249]此外，他也愿意把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如神灵和命运。

他相信神是公正的法官，对人的惩罚多于救赎。

当然，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严肃的学者，也往往会对天命产生怀疑。

他在叙述暴君尼禄的荒**无道时指出其间发生过多次凶兆，尼禄仍然安然无恙。

因此他怀疑征兆的有效作用，[250]反映塔西陀可贵的一面——质疑精神。

5.普鲁塔克（传记著作与史评）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6年）是希腊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者，是早期帝国时期最优秀的传记体历史家。

在他之后虽有一位杰出的拉丁传记家苏埃托尼乌斯，但后者撰述的广度和深度均不能与普鲁塔克相比。

普鲁塔克是中希腊彼奥提亚地区凯罗尼亚人，生在贵族之家。

少年时代的普鲁塔克依循当时的求学惯例到雅典读书，后到地中海的另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游学，在哲学和历史方面似乎见长。

学业完成后他在罗马的希腊总督麾下任职，曾多次去罗马出差，见过安敦尼王朝的两位贤明的元首图拉真与哈德良，并进入过罗马上流贵族的社交圈。

这些经历表明他同绝大多数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一样具有相当长时间的从政经验。

但他的后半生显然一直居住在家乡，担任过距他的出生地不远的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有比较长的平静时间进行省思和写作。

古人估计他的作品达277篇，目前传下来100余篇，分别收在《名人传》和《道德篇》两部集子中。

我们不能确知他的这些作品的确切写作时间，可能《名人传》作于其晚年，对人生的感悟更为成熟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