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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10页）

普鲁塔克自陈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扬善致用的道德追求：

他在整个书中也的确在努力为读者塑造值得、也能够加以模仿的杰出历史人物。

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传主个人的盛衰际遇、性格特征、内心世界、言谈举止、轶闻趣事等非常个性化的题材之上，并不刻意去渲染传主参与或指挥的重大历史件，从而刻画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成为后世了解古希腊罗马重大历史人物个人史的主要史料来源。

这是《名人传》的史学价值之一。

普鲁塔克是西方史学家当中第一个自觉提出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人。

虽然此前的希腊史家都在不停地运用比较方法，因为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鉴别和价值分析，但在普鲁塔克之前的史家对比较方法没有自觉认识。

只有普鲁塔克在理性上意识到历史比较的意义。

他在《弗基昂传》中指出：

我进行比较不仅是因为他们（指弗基昂与加图——作者注）具有共同之处，都为人甚好并均有政治家的才能……除了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差别之外，这两个人的美德展示了一种单一的特征、形式以及与他们的性格混合在一起的相同的色彩……以致要求非常精微细致的讨论，作为区分和发现他们不同之处的手段。

在普鲁塔克看来，比较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在具有高度可比性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分析，发现事物的共性和特性。

特别是在共性基础上寻找细微的差异，发现两个极其类似的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从而揭示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为后来的人提供参考借鉴的深刻样本。

这就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复杂人性的认识，避免了思想的简单化。

《名人传》的布局反映了这种自觉的比较。

普鲁塔克把两个出身、经历、结局、历史作用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著名人物作为比较对象，一个希腊人对应一个罗马人，如雅典国家的奠基人提修斯对应罗马城的奠基人罗慕洛，雅典民主的开拓者梭伦对应罗马共和的创建人普布利科拉，雅典政治家兼大富人尼西阿斯对应罗马巨富兼政治家克拉苏等，这样的对子共有20个。

另有一组4人对比，2希腊人与2罗马人，即悲剧性的改革家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克莱奥蒙尼与罗马的悲剧改革家格拉古兄弟。

每对的排列顺序大多为希腊人在前，罗马人在后，单独成篇，最后有类似“太史公曰”

的总结性比较，也就是合论，评说传主不同的成败得失与人生教训。

但也有两对人物的顺序为罗马人在前，希腊人在后，即科拉奥拉努斯与阿尔基比亚德斯、埃米里乌斯和提摩隆。

这也许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的产物。

此外，另有5个名人的单传，如雅典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提尼、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传。

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坚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

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斤斤计较于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业绩，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

[252]

基于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认识，普鲁塔克特别致力于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他的作品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两个相关的术语，如心灵（psyche）、天性或生性（physis）、性格（ethos）。

心灵在他笔下有灵魂和思想的双重含义，在当灵魂解时系指人和神之间的唯一联系。

这是一种来自神灵、与肉体结合的东西，待人死后与肉体分离，飞返天堂。

[253]有时它又当思想感觉解，如共和末期的罗马将领马略在想到一场新战争时感到了psyche的震颤。

[254]在普鲁塔克看来，心灵与道德是血脉相连的，具有美德的人心灵是纯洁的，缺失美德的人心灵被玷污，连肉体都是污秽不堪的。

天性在普鲁塔克看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也在精神和肉体、生理和心理方面体现出来。

如亚历山大天性暴躁，在生理上表现为肤色发红，心理上表现为豪饮易怒；罗马独裁官天性残忍和捉摸不定，生理上表现为满脸雀斑。

这样一来，天性便成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至于性格，普鲁塔克处理为天性的延伸，常常是天性的代名词。

当史家把笔触集中在这样一些心理特征的发掘与描写上时，他笔下的人物便鲜活灵动起来，这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能够得到同时代的罗马人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读者的喜爱的基本原因。

虽然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读物膨胀和信息爆炸以及对英雄崇拜的批判、对崇高的解构，以杰出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日益失去西方读者的注意，但由于古今的基本人性不变，因此今人实际上在反复复制着古人的追求、向往、焦虑和恐惧，普鲁塔克塑造的古代杰出人物的群像将始终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然而当涉及《名人传》的可信程度问题时，读者必须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