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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7页）

其二，承马融说，且有所发挥。

何晏《论语集解》、伪《孔安国传》、杜预、邢昺《论语正义》等皆从马融的“信默”

说，其中发明甚多者，当属杜预。

《晋书·礼志中》载杜预议丧服制，谓：“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

；“《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

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

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文也”

。

[93]邢昺从杜预“三年心丧”

说。

杜预、邢昺所谓“心丧”

事，古代可能有之。

司马迁亦载类似事。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

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衰，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可是，古之“心丧”

与殷制究竟有什么联系，并无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

所以，虽然杜预对马融说颇有增益，却也很难否定《大传》和郑玄的说法。

以上对两汉以后学者解释“亮阴”

之事作了分析，可以认为，这些学者训释经文的路数与汉儒相同，或从文字训诂而达经义，或并举训诂义和史料解释经文。

近年来仍时见有学者释“高宗亮阴”

之事，则多为引用剪接史料而出其说。

以训释经文的方法而言，似乎还不如汉儒的方法。

汉儒及后世经史学家着力于经文文字训释，其训诂义皆通且文从字顺，然而释义则大异，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引征的史料皆缺乏准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

对儒家经典的训释需要有历史的证据，此乃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

[95]所以无论孔子、汉儒以及后世经史学家，大多都注意到释经需引用史料论证，可是他们所征引的史料在时间和空间上却没有一条能与武丁直接联系起来。

所以，他们所出之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成立的结论，而不可为必然成立的结论。

司马迁在没有确凿史料可以解释“亮阴”

之意的情况下，宁可存而不议，传之以疑，不失为卓然之见。

以上对司马迁疑则传疑思想的分析，实为对其疑则传疑思维过程的一种建构，所以只能说是笔者自己的一点思考。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古代修史疑则传疑的思想，至少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出现。

《春秋穀梁传》云：“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97]司马迁亦盛赞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以传疑，盖其慎也。”

[98]司马迁疑以传疑的思想无疑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然而其亦多有发明者。

至于司马迁与孔子的疑以传疑思想之异同何在，这是一个需要作出深入论证的问题，拟在另文中作出讨论。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是古代中国和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

他们的史学代表了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

这里，我们对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思想作出比较。